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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开门整风是很好的，因为教师们和我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陡年来教育部成
绩是很大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谈一谈：
（1） 教育部过去出了很多主意，颁布许多指示、计划。领导机构应该有主意
办法的，但不问这办法主意如何，下到学校里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实习师大非得两
次不可以，因全国都惟师大马首是瞻，这些主意计划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
观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将工作领到死胡同去，而是不从教育实际、物质设备条
件和对过去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里去年反保守主义要加速
前进，在12年远景规划里要办一百个高师，而师大要培养上千个研究生，这浩浩荡
荡的大数字世界上也少有， 现在的苏联文学就有将近100人。我想学校要增加这么
多是可笑的，因为高等学校主要问题是师资，一个成熟的高等学校师资起码要22—
23年，苏联是25年。当时如果反对的话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并且你讲了也没
人听你的，作为一个 掌握全国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关，像这样的作法只能造成观感不
好的影响，我们不管年老年青教师对教育部这种作法都骂，但不在报纸上骂，并骂
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不是心向台湾、向帝国主义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业办好。但教
育部的办法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教育部只是从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
应抓住这规律来办事，教育事业是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但不能随着其他事业一
样的速度来发展，如合作化高潮那样。不根据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是主观主义、空想
主义。
（2） 机械学习苏联，不动脑筋的听专家话，毛主席曾讲“学习苏联，要结合
中国实际，”而我们却只看前句，丢下了后一句。这样从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到自觉
的教条主义，如我们原来有四个附中，而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讲不需要，苏联没有。
这条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没有我们可以有。那时费拉托夫专家常来学校给我
们帮助很多，但添的麻烦也不少。如领导二级制，苏联是二级制我们也得二级制，
为此我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是无下文，现在仍是三级制。
另外函授学校的设立，有好多系科设立了，这也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师资不够，
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开课，那时钱部长说：高师要发展师资不够，但这不
要紧，我们有许多助教，二年以后就可以作教师了，并可作优秀的教师。我和钱部
长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长讲，“对钱部长的话我是口里不敢非之，但肚子里不
敢是之。”过去对青年教师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老教师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
再说办函授，系里一直不同意，但有个别假积极分子说可以，部里就糊涂的听他的
意见了，可是我会反映说不行，部里却不理睬。过去对中国专家是看不起，学生和
教师的意见部里不大理。
再说苏联文学教师现在需要的很少，但现在搞这么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
我的意见是5个人到10个人， 最多不能超过15个人。但教育部想多培养几个，这只
是甜梦，这是不合实际的，当然虽然我反映了这个意见，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专
家，不能起作用。
还有6时一贯制， 是很不合适的。当时虽然征求了意见，按常理来推这也是不
对的，但是教育部不听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损失很大。
教育事业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程序按步就班的。但领导上熟于
一阵风的规律，把它引到教育事业上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阵风。
先生们辛辛苦苦的搞出来而无下文。搞教学大纲亦是如此，不是按步就班积累经验
来稿，而是一阵风，这一阵风使得先生们忙乱不堪。拿教学计划来说，没有一个学
生是从头到尾用一个教学计划的，别说4年就是3年2年也没有，当然变还是需要的，
但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快是反常的。这样的变使得每位先生都应付年年的变，而无
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变成了南辕北辙，向南方的车子实际是北方走。
部里下来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从。如服从有好处这还可以，
但事实并不如此，如教育实习就是命令我们两次。柳部长说这是科学的，我觉得这
讲得太轻率了， 这是变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们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们经研
究抽80人都有困难，李司长讲在不伤元气下抽。我问他半死不活算不算伤元气，他
说不算。 这怎么能说不算呢？这话说的是不负责的，纪司长当时也是赞成150人，
但到后来抽了几十名也还是可以了，应该说合理的服从不合理的不服从，部里从需
要出发不看实际，我们已经出了几十个人了还说我们反抗，几乎要通报，这是命令
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方法。
还有部里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负责的，如分配研究生问题，第一次我培养了五个，
分配出去没有一个是在高等学校教本专业的。据我所了解很多学校缺这个专业的师
资，如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就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我的学生出去反而教文学理论或
现代文选，去年培养出来的也只有二个人搞本专业。这样的做法从他本人讲是学非
所用，对国家是该开的课程未能开出来。
部里不该管的部里也管，如研究生培养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这部里也要抓，研
究生的学习年限需延长时间也得部里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还要管的多，这当然
要犯官僚主义的。
一般讲，事情办错了与经验有关这是对的，但教育部并不完全如此。这要具体
分析，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不相信中国专家，不吸收中国专家经验，
不走群众路线。学校的许多工作是不重视党外专家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党委，
党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这样一些能避免的错误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
己摸索，盲动主义的作风，我和他讲马克思是讲科学意见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
要走群众路线。
（摘自座谈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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