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劳动教养收容所
一九六○年四月初，我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命运
之神把我和曹克强、徐仁声揪到了农场场部食堂兼大会场的土台子上，正在低头
接受批斗。会场上的人并不很多，后面显得有些稀疏。在农场接受监督劳动的右
派们当然全都到了，此外只有几个农场的职工、下放干部以及留校改造的右派们
所派来的“代表”。
批判者们陆续上台，站在台子中央背发言稿，其水平远不能和五七年反右运
动中的“盛况”相比。“批判家”们发言以后，既没有人鼓掌，更没有群情激愤、
高呼口号的“壮观”场面。一切全都平平淡淡，以至于我这个被批斗者有时候竟
会忘掉自己的主角身份，居然怀着平静的心情“在一旁观察”起来。
最后发言的是一名农场职工代表。他显然没有来得及把发言稿背熟，又要竭
力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结果是说话结结巴巴，更显得语无伦次了。我隐隐觉得，
这些发言其实都是虚应故事，只不过为精彩的最后一幕作铺垫罢了。果然，当最
后一个批判家脸红筋胀地走下土台子的时候，“听众”们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
掌声，接着响起清脆而急促的一阵脚步声。等我把目光从台下收回来，看见四个
民警已走上土台子，正在向欢呼的群众举手敬礼。
掌声停下来，大会主持者，也就是负责对右派学生进行管教的干部宣读学校
的决定书：说我和曹克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现决定开除学籍，送劳动教
养。决定书中没有提到徐仁声，他大概免于处分了吧？
民警拿出两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大印的“劳动教养通
知书”，叫我和曹克强签字。我几乎未加思索就签上了，不签又能怎样呢？难道
不签就能不去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虽然不是好汉，
可也不愿吃眼前亏呀。当时我也顾不得想：既然劳动教养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愿
意不愿意反正都得去，为什么还要本人签字呢？难道这样做，就说明我是自觉自
愿了么？但是曹克强却没我那么听话，他梗着脖子，一副不服气的样子。这时候，
一群同是右派的“改造积极分子”上来对他推推搡搡，嚷嚷着要他快签。混乱中，
曹克强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就喊了起来，说是看不见了，没法签字了。为此，
他挨了“改造积极分子”们几拳头。他就大喊大叫，更不肯签字了。民警也不再
勉强他，干脆掏出手铐来把他拷上，然后把我们两个一起押出会场，后面簇拥着
一大堆观众，伴随着一阵阵高昂的口号声。声音里透露出兴奋，充分体现出观众
看到剧情进入高潮时的激动心情。
一辆大客车停在会场门口，四个民警把我们押上了车。车厢内两边的椅子全
都空着。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捆好，放在中间的过道上。这自然是管教干部安排
“积极分子”们趁开会之机代我们弄好的。我无心检查衣物有无遗漏。管它呢，
人都掉井里了，耳朵是挂不住的，衣服多一件少一件，还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是
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安然地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休息。说实话，这可比在工地休
息时坐在石堆或土埂上舒服多了。曹克强也想坐下，但民警却不允许，只让他在
行李旁边蹲着。这也算是“区别对待”吧，谁叫你不肯签字呢，党组织一贯强调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
大客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缓缓开动了。那的确不能称为“叫喊”或“愤怒”，
只能称之为“欢呼”。今天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平平淡淡的劳动生涯有了一点儿
震荡，好像一锅白开水里放了盐，有了点儿味道，够他们谈论、开心好几天的了。
我的心情却很平静，打量一下四周，见车厢内很干净，司机始终没有回过头来，
只能看见他的背影。四个民警都很年轻，站在我们对面，表情似乎也很安祥，只
有其中的一个，示威似地掀起他那白色的警服，露出别在腰上的手枪给我们看，
很简单却很有威慑力地说了一句：“放老实些！”那声调显得很轻松，听起来不
像警告，倒像在安抚。车门口不知何时进来了两个彪形大汉，个头足有一米八五，
光看上身，露出黝黑结实的肌肉。下身穿黑色的长裤，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有
点儿像是看家护院的教师爷，更像拷打囚犯的行刑刽子手。我琢磨了很久，也想
不出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来对付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打
手，还是顺路搭车的煤球厂的工人？
大客车慢慢驶出我曾经劳动过的农场。这里，我对它太熟悉了，它的每一寸
土地，都记录着我的苦役生活，都滴落过我一文不值的汗水。想到我终于能摆脱
它，不再受它的折磨，尽管用的是这种方式，居然还阿Q 式地颇感庆幸。
我将被带到哪里？会有什么新的苦难在等着我？我今后该怎么办？一连串严
重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要求我抓紧在车上的这一段时间去思考，去回答。可是
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这倒不是我面对逆境能够处之泰然，抱着
“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态度，其实此刻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但大脑根本不
听指挥，不去想应该想的迫切问题，却注视窗外，欣赏起落日余辉的美景来。仿
佛我坐的不是囚车，而是旅游车似的。
日落多么优美动人！明亮的橙黄色，均匀地涂满了半个天空，红日由镶着金
边的云彩托着，正缓缓下沉，把她最后的美丽献给了人间。我凝视着已经失去刺
目光芒的夕阳，赞叹自然的伟大。直到今天，多少往事已记不分明，而这壮丽的
一幕，却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稍一触动它就在眼前重现。
大客车在柏油路上缓缓行驶，终于驶过了小西天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长长
的院墙和稀疏的树木从车窗外一掠而过。久违了呵，母校的院墙！啊，不，那已
经不再是我的母校了，我已经被这个学校开除，以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关系
了。其实，从我被划成右派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从思想上感情上割断了联系，
既然它已经不承认我这个学生，我又怎么能以这个学校的学生自居呢？现在则连
名义上的一丝儿联系也割断了。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似乎笑了一下。为什么此
时此刻居然还会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客车拐了个弯儿，出了德胜门，在一堵高高的围墙下停住，也不知道到了
什么地方，估计是已经到了劳动教养场所。还没下车，一个民警就过来给曹克强
开了手铐，还带着友好的微笑说：“小伙子，别再较劲儿啦。”曹克强用两只手
互相交替着抚摸被铐子勒出一条深沟的手腕，也苦笑着说：“嘿，血脉都不通了。”
两个壮汉先下车，两个民警走在前面，接着我们提着行李走进有哨兵守卫的
大铁门，另两个民警在后面押阵。大铁门里面是一片空地，空地对面有一道更高
的围墙，有一道比大门稍小些的“二门”，当然也是铁的。墙上拉着密密的电网，
围墙的转角处都有一个圆形的岗楼，以居高临下的气势显示着威严。民警叫我们
把行李放在地上等候，一名民警走进戒备森严的二门，过了一阵子带了两个干部
模样的人出来，问了问我们的姓名，核对清楚也就是“验明正身”以后，民警们
就都走了。
一个干部把曹克强带到紧挨着围墙的一排高大平房里去，另一个干部和我在
行李旁边等候。很快那个带曹克强的干部独自出来，又带我过去。
这排平房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不安地猜想：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分
开进去？一进门，我就对自己的神经过敏感到好笑，原来这是一间很大的医务室，
桌子很多，上面放着一些常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桌子后面坐着穿白大褂的医生。
和外面不同的是：医生、护士清一色的都是男性，表情还十分严肃。我用眼睛扫
了一圈儿，没有看见曹克强。
先量血压，结果仍和多年来所测得的数值一样：舒张压78毫米汞柱，收缩压
118 毫米汞柱。又问我有什么病，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随口回答：“没有什么
病。”医生就示意我退出。出门后看见曹克强已经在行李旁站着等我了。
至此我才知道这就是犯人进监所必须例行的体检，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如此之
简单罢了。
两个干部把我们押进二门，迎面看见的是一座大型砖窑的遗址，长方形。砖
窑的门不一定朝南开，因此一时间我辨不出方位，不知是南北长还是东西长。二
门和砖窑之间也是一片空地，砖窑左侧是广场，右侧是空地，但要狭窄一些，再
往右是一片菜园。砖窑大而矮，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间更矮的小平房附着在它的
侧面，成为砖窑的微小凸出部分。每间小平房的外面，都坐着一群人在吃饭。我
们提着行李走过，听见他们小声地说：“又来了两个！”
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确实是一座劳改砖厂，是关押改造国民党的俘虏
军官的。后来俘虏军官们判的判、杀的杀，砖厂停办了，正好一九五七年“劳动
教养”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加上五八年的“大跃进”，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
“要把北京治理得像水晶玻璃似的透明”的口号，各区县公安分局纷纷往北京市
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输送“教养分子”，五处所属的监狱和看守所早
已经人满为患，没有地方可以集中容纳这如潮水般涌来的“社会渣滓”们，现盖
房屋又来不及，只好因陋就简地把这座废弃的旧砖窑利用起来，对外挂一块“地
方国营北苑农场”的牌子，对内则称为“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直属北京市
公安局第五处管辖。
我们一行在一间平房前面停下。这间平房是独立的，比其它附着于砖窑的小
平房要稍微高大一些，门上的木牌上写着“中队部”字样。那干部叫我们把行李
放在门外，人随他进去。室内有点儿昏暗，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照片，旁边贴
着用特大号铅字印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陈设简
陋，和农村的生产大队办公室差不了多少。我和曹克强分别被带到两张办公桌前，
队长先简单询问一下情况，按例像背书似的拖长了声音打着官腔背诵了一篇事先
背熟了的“训词”，那是根据教养分子的不同身份来源，可以临时“组装”的，
例如对学生右派，就说：“你一个大学生，党和政府培养你们，供你们吃，供你
们穿，那一点亏待你们了？怎么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是干部右派呢，
就说：“你也是个国家干部，党和政府培养你们，信任你们，甚至依靠你们，只
希望你们为党、为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共产党那一点亏待你们了？
怎么还想资本主义复辟，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
训话完毕，队长取出一份表格，指着一大片空白之处叫我摁手印。这件事对
我来说，好像还只在电影《白毛女》中见过，此刻不免有些迟疑。队长见我对这
件事情不太积极，也懒得进行说服动员了，干脆抓住了我的手，先捏住一个大拇
指，在一块涂有油墨的玻璃板上沾足了印油，使劲地往纸上捺了一下，还不肯就
此松手，继续用力捺住拇指先向左侧翻转用力捺，再回过来向右翻转用力捺，于
是纸上就留下一个扁平形的指纹展开图。这种按指印的方法，就连当年穆仁智抓
住杨白劳的手指捺指印，也不会这样的。心想：大概只有抓住了江洋大盗，要存
他的指纹档案，才用这种方法。可我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小偷儿流氓，要用
这种方法留取我的指纹干什么！如果说当年杨白劳按手印是被迫出卖亲生女儿，
那么我今天按手印，被迫出卖的是我自己的身体！
当年杨白劳在女儿的卖身文契上按手印，只按一个，也就够了；如今我在自
己的卖身文契上按手印，按了一个，事情还不算完，“穆仁智”又不辞辛苦地将
我其余九个手指一一如法炮制，白纸上就留下大小不等的十块墨迹，真所谓“劣
迹斑斑”了。十个手指头都印过，还把我的两个手掌连手指头都用油墨涂黑，又
在一张大纸上留下了两个清晰的“全掌手印”。“穆仁智”这才把我的卖身契收
起来，对另一个干部说：“把罗××，×××叫来，一块儿照相。”
不久，那个干部带进来两个十几岁的小流氓。这两个人的名字，当时我是记
得的，如今事隔多年，记不起来了，只得一个姓罗。
照相用的是手机，每次两个人一起照。照我想，既然我是和曹克强一起来的，
总应该让我和曹克强一起照吧？尽管这张照片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可总算是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留下的特殊纪念。我的这个愿望，当然不能说出来，只不过在
心里这么企盼着罢了。可是干部们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罪恶用心”，偏要把我
们俩分开，叫我和姓罗的小流氓“合影留念”。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个类似布
告牌的浅蓝色大木牌下面，用作摄影的“背景”，再把预先写好姓名的白布用别
针别在我们胸前。“咔嚓”一声，我和小流氓并肩而立的“丑恶形象”在那类似
耻辱柱的木牌下永远凝固了。
接着曹克强和另一个小流氓合影。曹克强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咧着嘴
微笑着，一点儿也不在乎。
照完相，干部对两个小流氓说：“把曹建纯给我喊来。”
两个小流氓答应着走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一高一矮，还有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人，
年纪约摸五十开外，头顶微秃，脸上已有明显的皱纹。我忖度着，这个人大约就
是曹建纯了。看他的样子，过去大约是个领导干部，后来犯了错误，现在留场就
业帮着公安干部做些工作的。
干部没再说什么，只叫我们跟他走。他们三个人领着我们顺着砖窑往前走，
没走多远，就在一间小平房前停了下来。曹建纯问了我们姓名、年龄、籍贯、犯
罪类型、哪个分局送来等等，一一记在小本子上，就进小平房去了。留下两个年
轻的继续问我们：“有虱子没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虱子联系起来过，一时
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反问：“什么虱子？”矮个子说：“你犯什么傻？”这是北
京下层社会流行的土话，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犯傻”，更加莫名其妙，睁大了
眼睛，无法回答。高个子大概看出来我确实不懂，就问我：“从哪个分局来？”
我说：“我们都是从西郊农场来的，没有到过分局。”他就对矮个子说：“是直
接从单位来的，没有经过分局，可能没有。”矮个子说：“别管它有没有，先消
消毒再说。”他到小平房拿出一个手推式的小型喷雾器出来，高个子叫我们把衣
服全脱光，只剩一条内裤，然后对准了我们上下前后猛烈喷射。一场药物浴，直
到雾滴流成小溪才罢。
穿上衣服，矮个子又问我们吃了晚饭没有。他这一问，我才想起来还没有吃
晚饭，已经有点儿饥肠辘辘了。曹克强连忙说“还没有”。他叫我们等一下，他
们两二人进了小平房，一会儿端出晚饭来：两个土碗，各盛着半碗白菜汤；两双
筷子；还有一个土碗，放着四个类似窝头的东西。我拿起来，觉得很软，表面布
满了褐色的斑点。试着吃了一口，嘴里觉得像塞了一嘴沙子似的，粗糙得很，简
直难以下咽。我估计这大概是在玉米面里掺了大量麦麸的原故。本待不吃，又怕
它们说我搞绝食抗议。见曹克强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就效法他，也就着白
菜汤慢慢儿吃着。白菜汤里还有点儿盐味，油自然是没有的，碗底却沉着一层黑
泥。勉强吃了一个窝头，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饭后，两个人分头检查我们的衣物，光看行李皮箱，大件衣物一一清点，造
册登记。我上衣口袋里有几元钱，给收走了，说是教养所里不许私藏现金，要买
什么东西每月登记一次，谁要私藏现金，那就是企图逃跑，查出来轻饶不了。还
有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也要交出来由政府代为保管。我们说我们是穷学生，没
有手表。他又说各种证件，如学生证、工作证之类，还有奖状、奖品、纪念品等
等，都应当交出来。“你们不配拥有这些东西。人都劳动教养了，留着过去的东
西对你们的思想改造不利。”我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他们不信，仔细翻了一
遍，找出我的几张照片，有我自己的，也有别人送的，也不仔细看，就一律给没
收了。我明白：这是要你知道你的过去除了对党对人民犯了罪以外什么也没有，
要你逐渐忘记过去的生活中一切值得怀念的东西，这样你才会专心投入改造，除
了赎罪以外，什么也不去想。
这时候曹建纯出来了，他并不检查我的东西，却对我带来的书籍感到兴趣，
一本本慢慢地翻阅着。结果大部分还给了我，只扣留下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说看完了就还给我。我还敢说什么呢？这套书是我最心爱的，那里面还有我写
下的感想，记录着我内心世界的秘密，记录着我的思想感情，我一直把它当作日
记对待，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那隐秘的内心世界被别人窥视，纯洁的感情
角落被外人闯入，但现在它却落在陌生人手里，而且是类似狱卒之类的人手里！
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像处理日记本那样把它埋在土里，以致于她现在蒙受羞辱！
出乎意料的是，两个“检查员”最后竟然把我吃饭用的小勺和缝补用的针都
没收了，还要我把腰带也解下来。这样，裤子就全靠扣子维持着才不掉下。它们
见我迷惑不解，而且似乎很反感，就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你们自绝于人民所
采取的措施。”
听到“自绝于人民”这类胡话，我的不满情绪腾地冒了上来，却又理智地被
强压了下去。是谁硬把我从“人民”队伍中开除出去，成了人民的敌人，却不说
这是“绝”我。明明是逼得我走上了“绝路”，却说我是在“自绝”！好像在这
之前，我还属于人民似的！
该收的收了，曹组长又说：“里面地方小，除了被子和漱洗用具，其他东西
都放在外面堆起来，由值班员集中保管。随身东西自己一定要带好，这里小偷儿
多得很哩。”我听了一愣，小偷在这里面还敢偷？东西都登记了或者没收了，他
们还能偷什么？偷了放在哪里？又怎么出手？那时候，我对小偷儿接触得太少，
不了解对于惯偷来说，偷东西已经不只是为了享受，而是一种职业习惯，是他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惯偷都是为了偷而偷，不管有用没用，先偷来再说。这
一点，也许有的读者不相信，但这是我以后从许多小偷儿在会上交代、在会下聊
天时听他们亲口说的。
两个人把我们带进了小平房，里面有两张单人铺，有人正在睡觉。小屋东左
侧有小门通向砖窑。曹组长最后嘱咐我：“以后不许和曹克强来往，一切服从值
班人员的安排，有事报告值班员处理。”说话时态度非常严厉。于是两个值班员
带我们从小门进入砖窑。
尽管砖窑里面开着电灯，但仍然很昏暗，人影模糊不清，只看见窑洞的地面
比门外略低些。过了几秒钟，这才大致看清：它像一个大洞穴，横看有十几米，
进身只有几米，中间靠墙是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离地面不过一尺多高，铺上密密
麻麻地坐着三排人，铺下的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子。窑洞内，两端的地面
比中间略高，与中间的板铺成直角也搭着板铺，但面积小些，铺上也坐满了人。
所以三面的板铺，有点儿像是压扁了的 H形。
曹克强被值班员带到了一端稍高的铺上去了。我站在铺前，不知所措。一个
值班员过来向我下了命令：“脱鞋，上炕，把被子靠墙放好，坐最后一排，不许
靠被子，两条腿盘好，手放膝盖上，坐端正了，不准东倒西歪，换腿要报告值班。
到这儿要守这儿的规矩，不守规矩把你打到严管组去！”
我脱鞋上炕，炕上什么也没有铺，是光木板。站在木板上，头可以接触到窑
洞顶。我分开人群，在最后一排坐下，仔细打量四周，根本没听读报的内容是什
么。
窑洞顶是用红砖砌成的圆拱，有几个小小的透气孔，顶上吊着几个25瓦的小
灯泡，都用铁丝网罩着，灯光极为暗淡。墙壁虽然用白灰刷过，但不太白。由于
这是废砖窑，根本没有窗户，所以室内没有阳光，全靠电灯照明，而灯的瓦特数
又很小，很可能电压也不足，在昏暗的灯光下，五步之外就连人的眉目也看不清。
因为室内人数太多，有一股汗臭和霉味儿的混合体直呛鼻子。铺上的人都盘腿而
坐，上身挺得笔直，眼观鼻，鼻观心，有如老僧入定。除了在门口椅子上坐着的
两个值班员外，刚才带我们进来的两个值班的还在屋内来回走动巡视，却不见组
长曹建纯的影子。我偷偷儿四下张望，发现曹克强在另一端坐着，正转动着脑袋
四处张望，神色怡然自得。
读报结束，值班员说：“现在上厕所，赶快下地排队。”于是人们纷纷下地
穿鞋，在铺前站好，鱼贯而出。一个值班员在前面开路，一个值班员在旁边监视。
一行人在厕所前站定以后，以十个人为一拨，由一个值班员带领着轮换入厕。厕
所有东西两个门，第一拨人从东门进去，从西门出来，第二拨人才能进东门。上
厕所也不许说话，偶而听到一个人喊：“报告，我解大便。”值班员说：“要快
点儿！”然后大声向外面的值班员传递信息：“出来九个，还有一个在里面大便。”
于是又换一批人进去。
排队回到砖窑，在值班员的督促下又都重新上炕坐好，静默了几分钟以后，
队长来点名了。从组长曹建纯点起，点到谁，谁答应“有”，队长迅速看一眼，
然后点下一个。点完了名，队长问：“有什么事么？”曹建纯说：“没有。”队
长就转身走了。值班员喊：“开始睡觉。”于是各人纷纷找出自己的被子，卷成
一个狭长的圆筒，迅速脱去外衣，卷起来当枕头，在值班人员的指挥下，间隔着
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侧着身子钻进被筒，还必须躺得笔直。由于许多人学习
时间已经不短，训练有素，熟悉自己的位置和朝向，因此不到一分钟，多数人已
经就寝，只有少数人需要值班员的指导或对其朝向进行调整。
我还在原地发愣：我从小到大，一个人一张床睡惯了，素来没有和别人同床
睡过，十分不愿我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接触，哪怕隔着衣服、被子也感到极不舒
服。可是今晚怎么办？我迟疑着，是否要求先坐一晚上再作道理。还未等我开口，
一个值班员走过来，他叫两个人各自往两侧移动一下，腾出一条狭窄的缝儿来叫
我头朝墙睡下。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好上炕，沿缝爬行，取出被子也卷成狭
长圆筒钻了进去。这时候另一个值班员大声喊：“新来的听着！不许蒙头睡，翻
身要报告值班，解手也要报告，值班准去才能去！”
躺下以后，左右四只臭脚，就在我鼻子附近，虽说有被子盖着，但传过来的
脚臭味儿仍然使我恶心。我尽量把身子往上提，头紧紧顶住墙，好离臭脚远点儿，
但效果不佳。本想蒙头睡的，可是值班员有言在先，不敢违反，心中难过极了。
这一夜怎么过呀？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胡风说的一段话：“不要痛苦，千万冷静，
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我把这段话默述了好几遍，
似乎得到些安慰。是啊，这不过是头一个晚上，将来不知道还会遇到多少比这厉
害百倍的难堪和折磨呢！要是连这么一点儿苦楚都不能忍受，今后还怎么活下去
呢？
上半夜，“报告，小便”之声不断，但没有听见“报告，我要翻个身”的。
我猜想他们大约在小便回来后就自动换了侧身的方向了。于是我也照样喊起“报
告”来，值班允许后，我就下地小便，并故意把动作放慢，一则躲避脚臭，二则
观察情况。门口的地上摆着大尿桶，两个值班员在两行板铺之间的“过道”上来
回走动，特别注意人们睡着了没有，如果发现有人用被子蒙着头或遮住了大半个
脸，他们就把被子往下拉，使那人的脸部表情准确地暴露在灯光之下。
撒尿回来，上炕以后，我换了个侧身的方向。电灯就在头顶上，那灯光虽然
昏暗，却也很刺眼。我这个人毛病多，既排斥两人睡一床，也排斥开着灯睡觉，
因此久久难以入眠。于是白天发生的事儿，就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重现。看着满屋
黑压压的人头，听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一会儿昏昏
沉沉地似乎进入了梦乡，却又被脚臭熏醒了……
第二天早晨，值班员大喊“起床了”，于是人们都迅速爬起来，把被子叠好，
靠墙堆成高高的一摞。然后集体洗脸，一盆水十几个人同时洗。我怀疑不洗也许
还干净些，因此没敢参加这一“共和政体”。洗漱之后，每个人发一双筷子、一
只土碗，值班员把一桶麦麸窝头抬进来，先每人发一个，说明谁吃完了不够吃可
以举手再要。又给每人的土碗里舀一勺麦麸面做的糊糊，外带一小撮咸菜。麸子
面窝头又松又散，极难下咽，我勉强吃了一个，就不想再吃了。比较起来，倒是
麸子面糊糊似乎好进口些。也许这种糊糊中玉米面的含量比较高吧。
这时候我才知道：坐在窑洞左端铺位上的，是附设于学习组的严管组，一共
有二十来个人。这些人，都是“不认罪”或“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分子”，因
此必须“从严管教”，限制其行动自由。曹克强拒绝签字，当然是“不认罪”，
因此也光荣地入选了。照我想，凡是进入劳动教养收容所的人，行动自由立刻失
去了，还能怎么个“限制”法呢？我冷眼旁观，只见他们每人只发给一个窝头，
不发筷子，喝糊糊只能端起碗来往嘴里倒，最后用窝头或食指把碗底抹一遍，再
把指头舔干净。为什么不发筷子？是否故意出他们的洋相？我一直迷惑不解，直
到后来我到了病号组，才听到有人解释说是为了防止自杀，和学习组里没收小勺
的目的一样。但用小勺和筷子怎么自杀，到今天我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
一个人如果真想死，办法多得很，根本就防不胜防的。
早饭后大家又集体上一次厕所。这时候我经过小平房，看见组长曹建纯吃的
饭菜原来和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这才一下子明白了：他还够不上当刑满释放的留
场就业人员，他的身份原来跟我们是一样的。他那身呢子衣服，只不过表明他原
来的社会地位较高罢了。后来我听说，他原来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的司长，虽
然也是右派，却是因为“好男风”，被当作“流氓罪犯”送来劳动教养的。据说
还是用体委主任贺龙的小汽车把他送来的呢。来头大，怪不得派头不小。
上午学习，由一个姓吴的副组长掌握。此人年纪很轻，穿着整齐，态度和蔼，
颇有风度。学习的是三篇文件，头一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劳动教养
的决定》，文件内容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三项：一是教养所由公安局和民政局合办；
二是送劳动教养完全由各单位的领导决定，想送谁就送谁，不需经过法律程序，
被送的人连申述、辩护的权利也没有，也没有提到期限；三是发工资，还要扣一
部分作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可见数目还不少，比起监督劳动每月只发十五元生
活费可能要强些。第二篇是《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提
到《决定》正式施行前曾在党外人士中征求过意见，遭到后来划为右派的谭惕吾
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没有说。第三篇是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张所长的讲话，讲
的只要是教养人员的认罪问题。他提到有些右派不认罪，还说：“我不过说了几
句话，就把我反成右派了。”但是他着重讲的是关于“无理取闹”的问题。他说：
有些人把自己的“无理取闹”行为说成是“有理取闹”。他接着解释：所谓“取
闹”，指的是群众向单位的领导人取闹；但领导人是代表党的，党是永远正确的，
绝不会错的，因此各单位的领导人必然永远处于“说服者”的地位。被领导者、
被说服者如果不能被说服，还想反过来说服领导，妄图颠倒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这就形成了“无理取闹”。反正按照他的逻辑推理，负责说服你的领导，也就是
判定你是否“无理取闹”的领导，也就是有权送你去劳动教养的领导。
事实上，“无理取闹”是各种“教养理由”中最最说不清道理、分不清是非
的一种罪状。若干年后重新甄别当年的劳教分子，得到平反的人中，除了右派，
以无理取闹者为最多，什么叫做“无理取闹”，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记得五八年我刚到西郊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正碰上农场处理“窑场事件”。
所谓“窑场事件”，其起因是因为农场办了个砖瓦厂，工人大都是农业社派来的
临时工，工资一般只有二十多元，是发给本人还是由农业社统一领取后再给本人
记工分则不得而知。这待遇比农场的一般工人要低得多：农场的工人，一进场每
月就拿十八元，六个月以后转成一级工，每月就拿三十二元，活儿还没有烧砖累。
砖厂有两个转业军人：一个叫朱斌，一个叫李锦遂，在部队上都是搞无线电的，
转业后安置在砖厂，每月工资二十八元。他俩嫌工资低，联络砖厂的一些人到农
场场部去“闹会”，也就是场领导筤的时候集体去请愿。这一闹，自然不会有什
么好结果，场部说他们借干部开会之机聚众吵闹，是“妨碍公务”，要处分他们。
他们就说：劳动教养所办的清河农场，也有个砖窑，那里的教养人员一个月能挣
四十多元，他们情愿去劳动教养，也不想在这里干了。农场领导就说他们俩组织
小集团，是坏分子，是无理取闹，给的处分就是劳动教养。至于是否去了他们想
去的清河砖窑，则不得而知了。
三篇文章读完，吴副组长讲话。他说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什么时候改造
好了，就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然后安置就业。劳动教养分两个阶段，在学习
组学习是第一阶段，通过认罪学习交代自己的罪行，认识了罪行才能转入第二阶
段，那就是通过劳动进行改造。如果劳动表现不好，说明认罪这一关还没过，就
要打回学习组重新学习。那样，以前的改造就算白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
期间如果不认罪，不服从管教，和政府捣乱，有的人态度恶劣，大喊大叫，大吵
大闹，甚至撒泼打滚，专政机关是有办法的。如果闹得太凶，就给你强行穿上一
种特制的“和平衣”。它是用消防队做水龙带的那种厚帆布做的，有夹层，强行
穿上后往夹层里打气，人就只能躺在地上，手脚伸开像个“大”字，一动也不能
动了，时间一长，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就是放了气，脱了和平衣，也得过几个
小时才能缓过气儿来。任你怎么厉害、怎么会闹，只要穿上几次，就不再闹了。
还有的人用绝食来威胁政府，这也好办：头几天不理你，等你饿了三天，没有劲
儿了，来几个小伙子把你按在地上打一针。打了这种针以后，人就口渴异常，想
喝水不给水，只给一碗稀粥，看你喝不喝。只要你喝了稀粥，等于就是吃了饭，
自然就不算绝食了。一席话，说得教养分子人人哑口无言。我心里也十分钦佩我
国无产阶级科学家的脑袋好使，出的主意，实在高明，应该得诺贝尔奖金。
吴副组长讲完了这一席开场白，接着就要求新来的人主动自觉地交代罪行。
于是立刻就有不少人纷纷举手响应，表示愿意主动交代问题。在这样的大势所趋
下，我犹疑了一阵子以后，也举起了手。既然人人都得交代，这一关早晚得过，
躲是躲不了的。与其让组长指名交代，何不自己主动交代呢？拒不交代，很可能
会被送到严管组去，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再说，自从被划为右派以后，写
检讨书也就是认罪材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只要第一
次撕破了脸，自己污辱了自己，以后不再把自己当人，那颗知道羞耻的心也就被
自己写的厚厚一摞“认罪书”给压得麻木不仁了。
指定头一个交代问题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农村小伙子。他身材高高的，显
得特别瘦，于朴实之中稍带几分诙谐乐观。他原来是农村的一个团支部书记，文
化水平并不高。他从小时候讲起，一直说到入所之前，翻来复去地说了那么久，
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饿！解放前他家里穷，经常挨饿；解放后实行统购统
销，仍然是饿。于是他对粮食政策不满，一直发展到率队请愿，结果可想而知。
他只讲事实经过，并未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批判。听众也没有说什么，只有
几个值班员发言表示不满意，但也没有说他“借交代问题为名继续向党进攻”。
吴副组长作总结发言，先说他对所犯罪行缺乏深刻认识，然后又说他没有文化，
出身又好，归根结底是觉悟不高，不过总算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也都如实交代了。
我一边听一边盘算自己怎么交代的问题。一个半文盲的农民，还是个团员，
只因为种粮食的没粮食吃，要求吃饱肚子，却不知道这就是犯罪。他只提事实经
过，没有任何批判，居然就过关了，看起来这里的关并不难过。回想我以前在大
会小会上作认罪发言或写认罪材料的时候，如果对自己的“罪行”严重性程度认
识不够、形容不够，就会招来一片斥责声讨，更不敢用“严重错误”这一类被认
为是“轻松”的字眼来代替“罪行”一词。其实我内心深处和所有被错划为右派
的人一样，并不觉得自己当真犯了什么罪。我现在之所以敢说“所有被错划为右
派的人”，是因为这些人中，尽管当时确实也曾经有许多人痛哭流涕、捶胸顿足、
沉痛忏悔，而被领导认定“对自己所犯右派罪行有深刻认识”；但在一九七九年
复查改正时，却没有一个人坚持说自己是“罪行严重”、“罪有应得”，只接受
摘帽而不要求改正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承认自己有罪，并不是我的思想扭过来了，立场有所
转变了。真正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接受了两个我感激、敬佩、甚至崇拜的挚
友的劝告，为他们的真诚──对党的真诚和对朋友的真诚，主要是对党的真诚─
─所感动，而且以为承认一下就没事了，像肃反中被斗的人一样，运动一过去，
依旧可能读我的书。没有想到的是：一旦承认了自己有罪，以后就越陷越深；既
然已经自污，也只好顺着原来的轨道滑下去。第一次为第二次奠定了基础，第二
次又为第三次提供了理由。每次交代之前，我都对自己因软弱、犹疑从而造成的
自污感到羞耻、痛苦。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比别人写的批判大字报更加百倍
地刺痛了我的心。但最后还是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之类的遁词为受伤的心
灵进行包扎，然后再寻求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
这一次，我又随大流地举起了手。事后，我也为自己的又一次动摇而自责，
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是怕不主动交代会被打入严管组，会从第十七层地狱落入第
十八层么？是，又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实际上，人最怕的是被孤立，在一
个环境中如果感觉到被彻底孤立，是很难过日子的。周围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
的，友好的和一般的，都把你视为敌人，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有那
么多相同遭遇的人都在主动认罪以求避免被彻底孤立，如果一个人继续抵抗下去，
压力该是多么大呀。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不主动认
罪，也是要被彻底孤立的。人的本性在于合群，不管一个人性格如何怪僻，独来
独往，思想上如何反潮流、反现状，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需要朋友、同志、知音的
同情和理解，至少是容许。群众运动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人人身不由己。都生活
在巨大的强迫你认同的压力气氛之下，而这种压力却主要由个人组成的“群众”
所提供……
还没有等我想好，第二个人又开始交代了。他是一家国营工厂的青年学徒，
不知为什么，思想却很反动，暗地里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甚至“恶毒诬蔑”
毛主席。领导找他谈话，他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通过劳动改造自己，领导也
就满足了他这个很容易满足的要求。
终于轮到我了。在这样的场合，我的心情竟比哪一次交代罪行都轻松。我心
中有数，这是“走过场”，只要我主动交代一些“罪行”，说明我是早就认罪的，
在座的这些人，绝不会追问、批判、声讨我。我只需把以前说过的话重说一遍就
行，规格和调子再降低一些也无妨。我暗暗感谢吴组长，他没有让我第一个发言，
而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使我有时间有机会去观察、思考、仿效。于是我把自
己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大致说了一遍，性质定为“反党”、思想定为“反动”，
只在最后才表示“低头认罪，决心悔改”。果然，安全过关了。
第二天仍是交代罪行，改为由几个小流氓唱主角。小流氓一般都兼小偷儿，
单纯的小流氓其实并不多，而单纯的小偷儿倒有。之所以要在“流氓”一词之上
再加个“小”字，一则他们年龄小，大都只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年龄稍大点
儿的，大都已经“进来”了；二则活动范围和规模也小，一般不过是偷钱包、打
群架、与女流氓鬼混等等，不然就会要送劳改了。他们大多按地区形成团伙，当
时以二龙路一带的流氓组织最为有名：男的称“龙”，女的称“凤”，团伙的名
称就叫“几龙几凤”，如“九龙一凤”、“七龙八凤”之类。还有些流氓没有形
成团伙，只是互相熟识。他们每个人都有个“镇关西”式的外号，如“镇东单”、
“镇西单”之类，相互之间则以“哥儿们”“姐儿们”称呼。“姐儿们”一般穿
毛蓝布长裤，这是她们的服装标志。“凤”是她们的自称，“哥儿们”背后称她
们为“圈子”。他们称警察为“雷子”；在社会上混叫“晃”，男女在外面过夜
鬼混叫“刷夜”，可能是从四川话“耍一夜”音转而来；掏钱包叫“浮”（音fou），
专干这一行的小偷儿叫“小浮爷”──“浮”是形容其动作异常轻飘，发音近乎
“浮”和“否”之间，和拂（fu）不同。有些报刊写作“拂爷”，甚至写作“佛
爷”，似乎有违原意。专在火车上偷的叫“吃大轮儿”；打架则叫“练”或“练
练”，做爱则叫“拍”或“拍拍”。小流氓交代问题一谈到“练”，往往眉飞色
舞，绘声绘色，欲罢不能，还需值班喝止。交代如何“浮”时则有点儿勉强，似
乎此举不够英雄。最不愿交代的是和女流氓鬼混的经过，往往一语带过，吴组长
对此倒也罢了，而听众对此却极感兴趣，往往穷追细节，先问：“奔圈子没有？”
回答：“奔了。”又问“动一部没有？”一部指接吻。回答：“动了。”再问：
“动二部没有？”二部指摸乳房，回答：“动了。”再问：“动三部没有？”三
部指和女人做爱，也就是“拍拍”，小流氓大都连声说“没有没有”。他们认为
动三部有判刑的可能，故一般都矢口否认，听众往往还要穷追不舍，吴组长就加
以制止。当然也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流氓，一说起与女流氓如何鬼混来，
绘声绘色，描写得无微不至的。
还有一种流氓，最为人（也包括其它小流氓）瞧不起，他们也不抱成团伙，
都是一个人在电车上或公共汽车上活动。尤其是夏季，趁天热人挤之时专门在穿
得单薄的年轻女性背后做动作，甚至把人家的裤子或裙子弄湿，受害者即便觉察，
但人挤躲僻不开，嚷出来又怕脸上不好看，传出去也不好听，往往忍辱不言，致
使他们屡屡得逞。这种人，“氓界”也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老顶”。
此等恶习究竟是如何养成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那时候还没有色情文学，更没
有黄色录像之类。从医学角度看，也许是一种性心理变态。但在那时候统统称之
为“流氓”。这种人在领导看来不算什么大问题，又形不成“集团”，所以处理
很轻。但他们恶习难改，往往在拘留后回家的路上就故态复萌，还未到家就又
“二进宫”了，次数一多，也就被送来劳动教养。
小流氓们交代完了问题，从此就算了结，没有谁来对他的偷盗或流氓行为进
行批判。批判，只严格地用于“反动思想”包括小流氓对改造生活的不满在内。
当然更没有谁叫他们去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分析其犯罪本质和对社
会造成的危害，像对思想犯那样。小流氓交代罪行，也只此一次，不像右派那样
没完没了地天天认罪。这样，他们在右派和各种思想犯面前就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会下会上经常说：“我不就是偷点儿摸点儿的生活问题吗？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
倒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似的。尽管基层干部对他们
的怠工、逃跑之类的行为也颇感头痛，但上级领导却很不在意，在里面偷盗也好，
打人骂人也好，消极怠工也好，说怪话也好，都安然无事，期限一到，留场就业
就是。难怪他们当中极少有人会痛改前非，收容所能够拿出来的对策，也不过收
容起来让他们干活儿而已。因此劳教场所，也就成了他们交流经验和切磋技艺的
场所了。
看起来，这些人将是我今后的终生伴侣了。我为落到这个大泥潭里而自悲。
以后能否不被染黑，也只有靠自己了。其实，这些小流氓的种种丑恶事迹，与我
以后在“西部地区”遇到的奸尸犯、兽奸犯以及吃活人心肝的土匪相比，又差得
远了。
某天，一个小流氓正在交代问题，值班员领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家伙来。开
会的时候值班员带新号进来的事儿，每天都要发生几起，所以并没有把听众的注
意力从流氓的犯罪情节上引开。但是这孩子刚刚坐下，突然像小孩子似的嚎啕大
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喊“妈呀”。听众们顿时目瞪口呆。值班员却仿佛司空见
惯，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进行恫吓：“不许哭！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老实点儿！你想干什么？”
“这儿不是幼儿园！”
但他并不害怕，依然大哭不止。曹组长走进来，用很沉重的口气说：“再哭，
送你到严管组！”他当然不了解严管组是怎么回事儿，但说话的人和听众的严肃
表情可能激发了他对这个难以猜度专门用来吓人的严管组的恐怖感，像没有见过
狼的幼儿听到“狼来了”一样。莫明的恐惧感使他很快从嚎啕大哭转为间断性的
低声抽泣。
有个值班员还在挖苦：“这会子知道哭了，早干嘛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管组忽然骚动起来，一个被严管的组员突然从床上
站起来高声大叫：“……”。但只喊了两个字，大家还未听清他喊的是什么，早
已经在旁虎视眈眈的两个值班员一下子扑上去把他按倒在炕上，严管组顿时大乱。
学习组的人也不顾规定纷纷掉头张望，有的还小声地互相打听。吴组长和值班员
连声高喊：“不准动！都坐好！坐好！”半分钟以后，秩序已经恢复，原来是一
团臭袜子塞进了叫喊者的嘴里，手腕上也多了一对锃亮的“镯子”。他却满脸怒
气，两眼直冲冲地瞪着……几分钟后，一个穿呢子衣服的中年干部由曹组长陪同
走了进来，曹建纯大声说：“现在祖干事给大家讲话。”祖干事轻蔑地看了那个
叫喊者一眼，并没有谴责他，却转过身来对学习组的人说：“既然开饭店，就不
怕大肚汉。我这里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我不管你是几龙几虎，我这儿是逢龙
去角，逢虎拔毛。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趴着。社会上把你们没办法，才
弄到这儿来。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专政机关，专政机关都治不了你谁还能治得了
你？不是想闹吗？谁想闹谁就闹，你只管给我凑材料，凑够了我就给你找个地方
呆着去。你着什么急？慢慢儿凑，离枪毙还早着呢。”说罢缓然而去，砖窑内静
默了许久。
次日早上从厕所回来，就看见严管组的人正在捆行李，值班员在旁边不断地
催促，一会儿他们都拿着行李出去了，只剩下几张空荡荡的木板铺。晚上起来小
便，听见两个值班员小声议论，才知道这些人都被弄到兴凯湖改造了。一提及兴
凯湖，两人都压低了声音：“知道吗？兴凯湖！”“啊？”那口气，畏惧中又带
有几分神秘。直到以后我遇到从兴凯湖生还的人，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谈湖色变。
也才明白严管组为什么能起到镇唬教养人员的作用：严管组者，通向兴凯湖之桥
梁是也。
我一共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学习了九天，就开始发配了。曹克强比我先走
一天，发配到辛店农场。他没有主动要求交代罪行，照样没事儿似地发配了，这
说明我主动举手要求交代纯粹是自受其辱的多此一举。回忆这九天，曹克强要比
我老练得多，稳重得多，相形之下，我显得怯懦、犹疑、动摇……我们两个人的
差别，是怎么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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