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苑化工厂
我被发配，不但没离开北苑，而且没离开窑洞，只是把铺盖卷儿从窑洞的这
一段（一座砖窑分几段隔成好几间）抱到了另一段。对内称为“化工队”，对外
叫“地方国营北苑化工厂”。因为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地址就在北苑，而“化工队”
是属于劳动教养收容所的，故以此命名。
我听说到化工队，既然是个工业单位，肯定比劳改农场强，甚至比西郊农场
还好些。何况又和我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有联系，因此心里暗暗高兴。真所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会想到，我的“升级处理”竟是因祸得福。这也许
是送我来教养的校领导和右派改造积极分子所始料不及的吧？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糊里糊涂地随着队长走到化工队宿舍。其实就在学习组的
隔壁，距离不远，几步就走到了。我提着行李到了小平房门口，大组长尹子仓正
在那里组织学习。我和另一个一起分来的唐冠军向他报了到。他简单地问了一下
我们的来历，就向我俩介绍这里的情况。化工队的人员分两种：一种是劳动教养
人员，一种是劳改分子，生产上是混合编组，统一调配，学习和居住则是分开的。
干活儿两班倒，分白班和夜班，不定期调换，早晚六点交接班。又嘱咐我们：到
了这里，思想上、行动上都要靠拢政府，要好好儿劳动，接着就叫小组长带我进
屋。屋内并不大，和学习组的那个小平房相似，旁边也有个侧门，可以进入砖窑
也就是宿舍。里面有许多张板铺，不过比学习组要小得多。引人注目的是：侧面
的墙上钉着一个大铁钉，下面用粗麻绳吊着一块大木板，木板上堆满了箱子、手
提包之类的东西，全部重量都系在那根绳子上。小组长说上面已经放满了东西，
叫我把皮箱放在铺下。又说现在天气快热了，不用盖被子，行李就别打开了。我
这才注意到铺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未打开的行李。于是我也把行李卷往铺上
一放，跟小组长出来学习，唐冠军则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学习内容是报纸上关于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报导，它说城市人民公社的好处
有两个：一是便于组织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进行生产；另一个是合理分配商品：
因为“资产阶级”的家属不劳动，人家上班她逛商店，也有时间排队购物，紧俏
商品都让他们买了去，工人阶级尤其是双职工就买不到了。成立人民公社后，所
有的闲散劳力全都组织起来参加生产，谁也没有时间闲逛，商品也就可以合理分
配了。我听了心里暗暗佩服：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领导，果然想得周到！
再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穿得极其破烂，无精打采地听着读报，心不在焉，和学习
组大不相同。
报还未读完，尹子仓说：“准备吃饭吧。”原来是去打饭的人已经回来了，
挑着两个桶，一桶装着窝头，一桶装着麦麸糊糊，另外有一碗咸菜。我的小勺已
经被没收，又不发筷子，吃饭的工具就发生了问题。只好仿照严管组的办法，一
只手拿窝头，一小撮菜倒在糊糊上，另一只手端起碗来扬着脖子喝下去。窝头虽
不定量，可也实在不想多吃，吃了两个就饱极了，然后上夜班。上班队伍以小组
为单位，排成两路纵队，每组由挑饭桶的打头（他们是积极分子，有比较多的行
动自由），小组长在后押阵。组员们个个都穿得极破烂，破衣服上又都不打补丁，
任其千疮百孔，奇形怪状，看上去还不如叫花子。生产场地距离宿舍不远，在紧
挨围墙的一角，墙外似乎有些高高的土堆，像是古代城墙留下的断壁残垣，隔墙
还可以看见几棵树的树冠。生产车间只有少量平房，大部分是简单而杂乱的工棚，
石棉瓦作棚顶，土陶管堆成一米多高充作棚壁。队伍停在靠近平房的一小片空地
上，先听队长训话。
训话的队长姓邱，矮个子，四川口音。他先讲有人不服从劳改小组长领导的
问题：“有的人反映：我们是劳教人员，为啥让劳改犯当组长管我们。这样说就
是不认罪的表现。犯人改造得好，政府信任他，安排他当组长，你们就得好好儿
听他的安排。不管劳改劳教，犯了错误都得好好儿改造。”然后他又提及组内发
生的打人骂人事件，批判说：“打人，是侵犯人权！骂人，是侮辱人格！”多年
以来，除了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时能听到“人权”、“人格”这两个词以外，
早已没有人敢提它了。如今在劳动教养收容所里，居然还能从队长嘴里听到这样
的话，犯人居然还有人权和人格！简直使我惊奇不已！钦佩不已！同时又担心他
早晚怕有成为右派的危险！他又说：“你们犯错误，政府干部都没有打骂你们，
劳动改造是改造思想，不是改造肉体，我希望你们好生改造。你们改造好了，回
到社会上，我也好去干点儿别的，我不是非当这个队长不可，我不怕失业！”一
席话，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
训完话，各自散开，尹子仓带我走进了挂着“化验室”木牌的平房，见了化
验室的两个负责人，一个叫张世敏，是个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人，样子很有风度。
他自我介绍说原是宣武区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另一个是姚天白，比较年轻，样
子很潇洒，是北大的助教。尹子仓介绍完就走了。张世敏对我说：到了这里，要
好好儿干活儿，要遵守纪律，不要进行不法活动。他说化验室原来有个大学生，
也是右派，因为搞小集团，已经被抓走了，你务必要注意。我连忙点头称是。他
指着工棚外面空地上一口大锅说：“你分到化验室工作，先下到直火组，具体工
作是生产氯化亚铁，把铁屑、铁刨花分批倒进锅里，加入盐酸，用锅下面那堆烂
木头生火加热，有人来舀产品就用大铁勺舀给他，随时补充盐酸和铁屑。”他说
话的时候不断有人来问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都是姚天白在旁解答。
这活儿倒轻松，可是过了十二点，吃了夜班饭以后，倦意不断袭来，到了三
四点钟，更是昏昏欲睡。偏偏这一段时间，两个大组长：尹子仓和信天太，还有
一位队长，不断前来巡视，不敢打个盹儿，只好硬撑着。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唐
冠军来接班，心想这下子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但是还不行，吃过了早饭，队
长还要集合训话。这个队长说：“夜班有的人打盹儿，有的人都睡着了，我走到
他跟前他也没醒来，还在打呼噜。我把他的搅拌棒拿走他都不知道。我上去把他
推醒，他还问我有什么事。”接下去自然是一顿训斥。这时候我有点儿迷迷沉沉
的，也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心中只盼他快点儿训完话好回去睡觉。谁知事情
并不算完，队长又分配下来新任务：搞环境卫生。其实就是清理旧木箱和工业废
渣。大组长给各组划定区域，我所在的直火组由一个姓钟的犯人组长领着干。组
员们对于这项额外的负担是既不愿干也确实没有力气干。我问一个组员是偶然干
这么一次还是经常有，他说每天都这样。
你愿意干也罢，不愿意干也罢，队长不管也不来催，反正不干完不收工。拖
到九点多各组才先后完成，统一检查完毕，大组长报告队长，队长才准许我们回
去。队伍偏偏倒倒地走回住处，各组分别统一上厕所，然后才真正到了睡觉的时
间。
这一天我还没有洗脸，我的生活习惯，再忙也得洗把脸。我问大组长尹子仓
哪里有水，我想洗把脸。他说：“大伙房旁边有个水管子，你跟伙房说一声就行。
你一个人去好了，不用小组长带。注意走路要离墙远一些，不要到处跑，离墙一
米之内是警戒线。”我谢谢他的信任，急忙进屋拿脸盆毛巾。屋里的人都已经和
衣躺下，横七竖八地蜷在行李包之间，有的就躺在行李包上，一个个睡得像死猪
一样，有些人喉咙里还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我抓紧时间洗好脸回来，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估计这时候大约有十点钟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说九点、十点等等，完全是凭感觉或说是直觉。我
没有表，这里面只有干部能戴表，教养人员包括大组长在内是不准戴表的。我原
来在西郊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就已经炼出一种不看表也不看太阳而能估计时间
的本领，误差不会超过五分钟。
我赶紧找个空档放倒身体，立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没多久，不知是梦
是真，恍惚觉得有人用力推我，我懒得动，不理他，他却拼命地推。我终于醒了，
耳朵听得见，眼睛却睁不开，脑子里也是迷迷糊糊的。只听那个人恶狠狠地说：
“起来，起来！该你值班了。”我揉了揉眼睛坐起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不
想动也不想说话。那个老号把一个座钟和一个小本子放在我面前，又说：“你从
十二点值到一点半，喊×××值班，谁说梦话记在小本子上。”我拿起钟一看，
才十一点五十五分，就问：“还没到点嘛？”他也不回答，回头一看，他已经倒
在铺上，打起呼噜来了。
四顾茫然，只好坐在床沿，打起精神来值班。翻了一下小本子，上面也没有
记什么梦话。过了几分钟，又觉得实在困得不行，身体不住地往后倒，但又不敢
靠在行李上打盹儿，因为我估计过一会儿队长、大组长准得来查班。果然不出所
料，不久大组长信天太来检查，问了几句就走了。又过了一阵，队长也来了，翻
了翻那个专记梦话的小本子，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这时候时针快指向一点，按说
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一觉，不会有人来查了。但是不行！这一躺下，一点半绝对醒
不过来，误了交班，被查出来怎么办？只好硬撑着，还得离行李卷儿远些，免得
一挨着就想往上靠。好容易挨到一点二十五分，问题又来了，这时候叫下一班还
是到点再叫？如果那人一叫就醒来，看时间不到，准会臭骂我一顿。可是如果到
一点半才叫他，老叫不醒岂不又吃亏？事情虽小，可是两难啊！这五分钟对于每
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的人来说，是多么珍贵呀！最后我还是到一点半才用力把他摇
醒，然后放松身体，一下子瘫倒在行李包上。
尹子仓的大嗓门儿终于把所有的人都喊醒了，一个个呵欠连天，在小平房外
面围成一圈儿坐下学习。这时候座钟时针正指三点。他说：“队部决定在我们这
些人中间开展一个交代余罪的运动，凡是过去在社会上犯的罪行没有交代，隐瞒
下来的，这次要统统交代出来。政府的政策是：凡是自己主动交代出来的罪行，
不论多么严重，哪怕比政府已经掌握、已经处理过的罪行还要严重，只要主动交
代出来，说明有悔改表现，政府一定从宽；如果继续隐瞒，拒不交代，对抗运动，
一旦查出来就要加罪。队长说：”你们不要想隐瞒过去，以为政府查不出来，许
多坏事儿是几个人一起干的，现在社会上也在搞运动，搞检举，你不交代别人还
不交代？你不进步别人还不进步？‘“他停了一下，用一种倚老卖老的口吻接着
说：”我到这里面时间比较长，情况晓得一些。这里面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
坦白交代运动、揭发检举运动、交代余罪运动、认罪守法运动。过得了这一关过
不了下一关。“他叫大家讨论一下，可是谁都默不作声。我想这倒未必是在回忆
自己有什么未交代的余罪，恐怕还是没有睡醒之故吧。尹子仓等了一下见还是无
人发言，就发纸给每个人自己写。
上夜班、听训话、搞卫生、值班、交代余罪。每天周而复始，余罪尚未交代
出来，斗争矛头就有了变化。有一天下午学习时间，全所集合开大会，伙房前面
的广场上搭起了临时会台，下面密密麻麻坐了上千的人，有学习队、有农业队、
有女队，化工队上白班的也暂停生产来参加。大会一开始，就喝令把罪犯押上来。
两个人飞跑着不知从哪里把罪犯横拖竖拽地拖上台去，一个女审判员厉声宣读罪
状，大意说反革命集团首犯袁××，原系归国华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一九
五七年趁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教养期间，仍
不思悔改，坚持反革命立场，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纠合劳教人员和留场
就业人员中的反改造分子，组成反革命集团，企图逃跑并策划逃往国外进行反革
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现依法将反革命分子袁××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话音儿刚落，各队“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四起，
一辆黑色小汽车驶入会场前侧，袁××又从台上被押下来推进了汽车。我心里一
动，这个袁某人，大约就是张世敏所说的那个人了。
所长接着讲话，号召检举揭发。说检举有功的，犯人可以减刑，劳教的可以
提前解除劳动教养。我听了一愣，劳动教养没有期限，哪儿来的提前？既然说提
前，那么就是有期限的，只不过由政府专政机关内部掌握而不公开宣布罢了。那
么在学习组为什么又说劳动教养没期限，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解除呢？所长
又着重批判了逃跑的行为，说有些人不好好改造，想逃跑，还对旁人说这里有围
墙电网不能跑，到了农场就可以跑。最后要大家分组讨论。
由于所剩时间不多，所谓小组讨论就是尹子仓一个人讲话。他说：“谁想逃
跑那是自找倒楣，不要说这么高的围墙，还有岗哨，跨过警戒线一步就可开枪，
光说那电网，通的是三千伏的高压电，人到了附近就被吸上去了。要弄清楚，这
里不是别的地方，”他突然提高嗓门儿，一字一顿地说：“这儿──是─—北—
─苑！”接着他又说：“今天抓的那个人，勾结就业人员想跑，还在策划就给发
现了。这不，先关了两个多月的禁闭。禁闭室，那是什么地方！没床没被盖，夏
天喂蚊子，冬天钻草窝，一天吃六小两，用不了一个月，保你圆脸进去，长脸出
来！”听那口气，关禁闭比判刑劳改可怕得多。想想也是，每天只吃六小两（一
市斤是十六小两），吃上几个月，谁受得了哇。后来我在伙房旁看见管禁闭室的
值班员从伙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碗，碗底有点儿玉米粉，他捡了点儿刨花在
墙角煮那一口玉米糊糊，才清楚这是煮给关禁闭的劳教分子吃的，证明尹子仓所
言非虚。
熬了几天夜班之后，我每天必须洗脸漱口的“良好习惯”早已无法坚持，能
多睡一分钟是一分钟。最苦的还是值班，和组长关系好的能值两头，尤其是九点
到十点半这一班，实际上大家上床就已经是九点半左右，只耽误一个小时的睡眠，
而且还能睡个整觉，其次是值一点半到三点那一班。而我却总是被安排在中间，
总共不过四小时还得分两次睡。睡眠严重不足弄得人整天昏昏沉沉，软弱无力，
不想吃饭。
过了一段时间，丘队长调走了，犯人也全部调走，包括姓钟的组长在内，换
了个新的组长。他不叫我烧铁锅，调到工棚内和全组一起干，改上白班。白班下
午六点下班，吃饭、集合、训话之后也搞卫生，但时间不太长，这倒不是因为天
黑了不好搞，而是它占的是晚上学习时间。晚上九点半就停止学习开始睡觉，直
到早晨五点为止，除去值班时间，可以睡六个小时，我暗自庆幸。
事实却打破了我的迷梦。往往我刚值完班才躺下，又被喊了起来，原因是装
着材料的货车到了工棚，工棚里上夜班的人都有自己的活儿，卸车就成了上白班
的人的事。货车晚上行驶当然比白天强，专门安排卸车的人在队部看来根本无此
必要。于是大组长一叠连声地催喊，穿上鞋急急忙忙赶到工棚，队长已在那里
“恭候”，汽车上装满了漂白粉之类的木箱，一股刺鼻的氯气味儿呛得人不敢呼
吸，眼泪直流。卸完车，马马虎虎抖了抖衣服，带着未抖净的白粉和怪味儿，再
去睡那为时不多的觉。
有天晚上卸车回来刚睡下不久，忽然一声巨响，肩膀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接
着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我从熟睡中惊醒，被强烈的恐怖感包围，似乎大祸临头。
仔细一看，原来是头顶上那根把木板挂在大铁钉上的绳子断了，木板箱子、手提
包都猛地砸下来，人们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等事态平息后，又该我值班了。
窑内灯光暗淡，窑顶和墙壁似乎都在下坠，重新结好的绳子似乎在吃力地喘气，
抱怨着沉重的负担。横七竖八的行李箱高踞在木板上，像吃人妖怪似的虎视眈眈。
我逐渐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置身在妖魔盘踞的洞穴里，我就是那根绳子，被拉着
往下拽，越拽越细，细得只剩一根游丝……
上白班的早晨起来，也没法洗脸，窑内是没有水的。虽说吃完早饭离出工还
有几分钟，也没有人上伙房去接一盘水，都想抓紧时间再靠一会儿。我有些疑心，
难道这些人都成年累月不洗脸么？我偷偷儿注意，发现有的人悄悄儿把毛巾之类
的东西带进车间，趁无人注意之际赶紧洗上一把，如果不慎被小组长、大组长发
现了或者被同组的人检举，挨一顿臭骂不说，还要被队长在集体训话时“点名”，
小组会上还得检讨。因为这属于“上班时间干私活儿”，是违反队规的。有的老
号比较有经验，难得被发现，我虽然看到过几次，但我是不会向组长报告的。尽
管我也很想学着偷偷儿洗脸，却又不敢轻试。因为我不知道谁有向组长打小报告
的习惯，自己上班干私活儿的人未必就不检举别人干私活儿，也许为了掩盖自己
还要更多地检举别人。所以我只好让脸一直脏着。
虽说度日如年，时光还是在逐渐逝去，也不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给
家里写短信也乱填日子，但天气确实是逐渐热了。中午吃完饭走出工棚，猛一抬
头，围墙外不知何时起竟然桃花盛开，花朵繁密，挤在一起争先恐后地向外伸展，
有些竟然接近电网边缘，似乎在表明她没有忘记我们。粉红色的花朵，在这个灰
褐色的世界里，在这个寸草不生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活泼热烈，充满生机，好像
要唤醒一颗颗死去的心。我看见她，觉得自己又有了蓬勃生长的力量，有了青春
的火焰。可是花朵旁的电网，正是一种无言的警告，目光一碰到她，刚冒出的火
苗就熄灭了。这一辈子我恐怕再也不会回到大自然的环抱，再也不可能“赏花”
了。这都是因为改造，改造，一辈子改造！正当我在诅咒改造的时候，突然又发
现明代留下的“土城”的断壁残垣上，站着几个穿着整齐的青年男女，他们不欣
赏桃花却向电网高墙内的我眺望。是的，我觉得他们在看我，一个穿花裙子的女
青年还伸出手向我指指点点，跟伙伴们说些什么。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是
嘲笑我这个戴眼镜的斯文书生竟然成了罪犯，还是嘲笑我囚首垢面，衣服又如此
破烂？我自惭形秽，赶紧缩回工棚。
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衣服破烂，所有的人衣服，不但都被弥漫在空气中的酸
雾熏成千篇一律的黄褐色，而且大洞连小洞。破烂的衣服上，谁也没有一块补丁。
想补衣服吗？针在学习组被当作自杀利器没收了，又没有时间，既不愿牺牲仅有
的一点儿睡眠时间，又不敢冒“上班时间干私活儿”的罪名，烂就让它烂去吧。
世界上有什么结实的衣服能经受得住这无所不在的酸雾碱水哟！棉衣外面破了，
里面的棉花也被熏成棕黄色，棉絮像棉桃开裂似的伸得老长，毛茸茸的一团又一
团。远远看去，除了大组长以外，都像一头头棕熊。
酸雾不仅腐蚀了衣服，还配合着怪味臭气刺激神经，弄得我一天到晚头昏脑
胀，经常吃不下那粗糙难咽没有多少营养价值的麦麸面窝头。更由于长期缺少睡
眠，疲劳过度，我的身体总处于似病非病的状态。一个上午，我浑身发冷，恶心
想吐，好在当时有点儿闲空，就挣扎着到了车间医务室，它就设在工棚附近。医
生看见我，不等开口就把温度计递过来，量完体温就把装有药品的小纸袋给我，
扭头干别的去了。我想开病假证明，可是找他没有用。他是个劳教医生，没有权
力开假条，要请假得找大组长转告队长。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谁能请准假，虽然
生病是常有的事，工伤更是司空见惯。硬挨到中午吃饭，看见那和队长尊容一样
天天不变的麦麸面窝头，我毫无食欲。副食是萝卜汤，小组长把那淡红色的液体
舀出来，一人一勺，里面有六七片萝卜。萝卜片儿很薄，像一个等边三角形，每
个边有两厘米长。我一口气喝完了那带有酸味的汤，不想吃萝卜片儿，走到废液
沟前正想把它倒掉，背后有人小声说：“把它吃了吧，在这里面，只有这点儿营
养了。”回头一看，认得是在学习组一起呆过的汪家凤。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
听见这句带点儿人情味儿的话。我不敢违背队部关于不准交谈与生产无关的事的
规定，不敢问他在哪个组，只点了点头，然后勉强地把萝卜片儿吃下去，算是对
他的一片善意的报答。
吃饭时间一共二十分钟，一般人都吃不了这么久，饭后可以休息一会儿。我
利用这时间找到大组长尹子仓，鼓起勇气向他诉说病情，特别强调吃不下饭这一
点，希望他能准我病假，休息一两天。他听了冷笑一声：“哼，头晕？全身发冷？
多干点儿活儿，出一身汗，就好了！”
看到他那冷漠厌烦的神情，我回忆起以前有个组员向他请假，说自己肚子痛
得厉害。他说：“肚子疼？少吃点儿就好了。”这种人，为了当组长，人性早就
当破烂儿出卖了。我埋怨自己为什么去向这样的人求情，也不想一想他凭什么能
当上大组长，向他求情，不是与虎谋皮吗？
病假请不准，活儿还得干。又煎熬了两天，药片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浑身更加软弱无力，不想吃饭光想喝水，太阳晒着也不觉得热，多想在铺上再躺
一会儿啊！正在发愁之际，队长讲话，突然宣布明天放假一天，真是天无绝人之
路！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休息，连过五一节都还照常上班呢，只不过中午吃
了顿白面馒头，算是过节了。
那时候我上的是白班，下了班搞完卫生，回到窑洞已经天黑。一到门前，所
有组员争先恐后蜂拥而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迟了一步，铸成了大错。原
来上夜班的人今晚不上班，都继续在行李包的缝隙中睡觉，上白班的回去，都抢
占凸出于睡觉人群之上的几个有限的行李包，赶紧躺上去。转瞬间木板铺上人已
塞满，再无插针之地，其密度决非学习组可比。今晚又不派人值班，我面对躺下
的人群毫无办法，就只好到外面小平房来找小组长。他正坐在床上准备脱衣睡觉，
听了我的诉说，冷冰冰地数落我：“谁叫你磨蹭，你他妈的干活儿磨蹭，睡觉也
磨蹭！”说完了这一句，再也不理我，自顾自睡了。
我只好又回到窑内，茫然四顾，只见不论白班夜班的人都已经熟睡，呼噜声
此起彼伏，那声音似乎在嘲笑我：你这个笨蛋！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又仔细地找了一遍，炕上没有一丝儿空隙，炕下地方本来就不大，已经堆
满了鞋子。我只好坐在地上，头和肩膀靠着炕沿，闭上眼睛休息。这时药片也起
了作用，身上发汗，极度疲倦加上极度软弱，我恍恍惚惚地睡去……
那是谁的微笑？如此天真而善良。……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她又不见了……
年老的教授正在上课……几支小试管并排倒立着……一盘水，水里有影子？谁的？
影子散开了，是天上白云的投影……篮球场上，我跑着，满身大汗。球在空中旋
转，我跳起来抢球……一个人用脚蹬我，用力地蹬我……我觉得很疼……我被蹬
醒了，
原来我一只手臂压在一个人的脚上，他就用脚蹬我。我把手缩回来，又迷迷
糊糊地晕过去。以前生活的碎片又一片片浮起，更加模糊，更加漂浮不定，又一
片片地隐去，逐渐远了，远了。
新的一天来临，睡足了的人都恢复了生气，只有我仍是昏昏沉沉。饭后尹子
仓说：今天休息，统统上车间，队长要训话。于是一如往日地排成长队，在初夏
的早上，迎着柔和的阳光，踱着濑洋洋的步伐，向工棚蠕动。
队长常换，除了已经调走的邱队长，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
几个队长，怎么分工，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反正人们都说“队长”如何如何，而
不说“某队长”如何。但队长对我们却很了解。每个新来的队长，都要让大组长
发给我们一张小纸片，叫大家填写姓名、年龄、犯罪类型等等。上下班集合训话
的时候，队长就拿出用这些小纸片钉成的本子进行核对，点一个看一眼。今天也
许是我神经过敏，这个队长点到我的时候看我似乎比较仔细。点名后他说：“今
天休息，你们就在车间里找个地方呆着。有些病人，是不是留在屋里睡觉好些？
老睡觉不好，还是在外面活动活动吧。有个头疼脑热的，活动活动就好了。老憋
在屋子里，没病也要憋出病来的。所以今天把你们带到车间来，午饭也在车间吃，
下午三点钟再回去学习。明天上白班的和上夜班的换一下，现在开始休息，不许
几个人凑在一起聊天儿，没事儿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训话之后，我们各自散开。这里面是绝不许相互之间有私人关系的，除了生
产上需要以外，根本不许互相交谈来往。队长、大组长一再强调：“你们之间的
关系是相互监督的关系，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监督其它人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
时向政府反映，这才是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互相聊天，彼此拉拢，就是对抗政
府、抗拒改造。”今天休息又不搞生产，当然没有必要凑在一起，自找麻烦。
我先痛痛快快地洗脸、漱口，然后找到一个小工棚，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倚着
墙，半坐半卧地歪着，尽量放松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全身软软地摊在墙和地面
之间，一动也不动。沉重的身躯有了支靠点，不必靠自己的力量站着，不必担心
被叫起来值班，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也是劳动教养以来最最舒服的一天。温柔
的阳光从门口斜射进来，洒遍了我的大半个身体。它抚摸着我，轻轻地拍着我。
多么难得的时光！我眯着眼睛，什么也不想，非睡非醒，头脑里一片空白，达到
了忘我的境界，只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存在，其它都是虚幻……
人是多么容易满足呵！只要一片空白，我就满足了。
烧退了，恶心感也没有了。尽管四肢依旧乏力，毕竟觉得轻松些了。到了上
夜班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到化工队来头一次上夜班，我生产的是氯化亚铁，后来生产香豆素。而这一
次是生产乙酰苯胺，它是最终产品的第一道工序。每个人只知道自己那道工序的
产品代号，最终成品只有少数人知道。直火组的组员每个人负责四个大烧瓶，燃
料是自制的土煤气。小组长派人统一领料，其余加料、加热和结晶，则每个人一
包到底。这道工序的原料只有两种：冰醋酸和苯胺。冰醋酸装在陶瓷坛子里，一
坛净重二十五公斤。倾倒前先把塞子取下，左手把住坛口，右手托住坛底，侧过
坛子来，把酸倒在大量杯中。量杯口径不大，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从坛子里
往外倒液体，其量多少很难控制。酸液咕咚咕咚地直往外冒，一股强烈的气味扑
面而来，鼻腔和喉咙都被刺激得非常难受，身体和手随之抖动，这就更难保证液
体顺利地完全流入量杯中。在这里是很难看见胶皮手套之类的劳动保护用品的，
酸液一旦滴落到手上，立刻有痛彻肺腑的感觉。从化学本性上说，醋酸是弱酸，
但就对人体造成的疼痛而言，我觉得似乎还在几种有名的强酸之上。那种感受，
就像一颗带尖儿的螺丝钉正在往肉里钻！
另一种原料是苯胺，装在铁桶里，一桶净重三百市斤。以前从仓库里领料，
都是两个人推着铁桶，滚到工棚里；有次被队长看见了，大骂一顿，说这样滚动，
会损坏铁桶，是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于是后来改为两个人抬，用钢丝绳拦腰兜
着铁桶，一根木杠穿过钢丝绳，抬回车间来。倾倒时两人协作，先抬起一头放在
预先垫好的砖块上，旋开盖子，再从后面把铁桶底部抬到适宜的高度，苯胺就咕
咚咕咚地流入砖头前的量杯中。这样操作，苯胺难免洒出量杯不少。小组长看见
了，不许这样干，让我们先把大铁桶抬到高处，旋开盖子，把细胶管的一头插入
桶内，另一头用嘴吸气，用“虹吸”的方法把苯胺引出来。这样苯胺倒是没有多
少损失，可是嘴角和拿胶管的手却难免要沾上了苯胺。尽管当时并没有什么异常
的感觉，可苯胺是有毒物质，会通过皮肤接触使人中毒，过一小时以后，就会感
到头晕、恶心、不想吃饭。一般说来，过几个小时就会渐渐好转。但中毒的深浅
和身体健康状况有关，身体好的中毒不明显，有时竟分辨不出身体不适是中毒呢
还是由工棚里各种怪气味所引起；但体弱者就不同了。一般的组员大都没学过化
工，不知道皮肤接触中毒的道理，我虽知道但不敢对任何人说，以免被扣上“造
谣惑众，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同组有个叫赵瑞珍的，是个四十多岁矮小干瘦的“小老头儿”，人很和气。
有一次他中毒反应比较严重，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上。队长恩准叫几
个组员把他抬到设在工棚里的医务室去诊治。医生一看问题严重，不敢怠慢，又
转送到设在二门外的医院去看。那是干部和就业人员看病的地方，也就是我和曹
克强入所那天检查身体的地方。经过简单抢救，赵瑞珍终于睁开了眼睛。组长见
他苏醒过来，就叫两个组员把他架回工棚，要他继续干活儿。可是看他那昏昏沉
沉歪歪倒倒的样子，又怕他会打坏烧瓶，于是量材施用，将他架到一口大缸前，
缸里面稠乎乎的两种物质正缓慢反应。组长指着插在缸里的一根木棒，要他用木
棒去搅动那稠厚的液体。
赵瑞珍两手扶着缸沿，大半个身子都压在缸上，只差没有倒下去。他大口大
口地喘气，断断续续地说：“组……长，我……我……实在……顶……顶不……
住，让我……歇……歇……一会儿……再……”
没等他说完，组长就恶狠狠地说：“老菜帮子，队长叫你干活儿，你装什么
蒜？
快干！“
“我……难……难受……”
“你他妈的甭给我来这一套，跑这儿消极混泡来了。我看你他妈是想找死！
你干不干？你说！你干不干？”
“组……组……长，我……我……我要死……死……了。”
我正在观察烧瓶内的反应情况，突然听见组长厉声喊我的名字，只好过去。
组长拿出一个小本子、一支钢笔，要我把赵瑞珍刚才说的话统统记下来：
“这都是反动言论，今儿晚上开他的会，轻饶不了这个老家伙！”
接着他又转过身大吼：“你他妈的敢用死来威胁政府，你真死了又能怎么样？
甭说你装死了！”
我想推辞：“我这儿有活儿，离不开。”
“烧瓶你甭管，我找人替你看着，你只管记。按他刚才说的话记，一个字也
别落下，这回要好好儿跟他算账！”
我只好接过那支重如千斤的笔，阿Q 临死之前还能在纸上画一个瓜子似的圆
圈儿呢，可我手上的笔却只能在纸上徘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从五七年到现在，
我由小学到大学所学来的读书写字的技能，全部都用来侮辱自己了。没有一天用
于为人民服务，今天还得用人民教育出来的这点儿本领去侮辱一个无辜者。可不
写又不行，小组长还在一旁等着呢。
赵瑞珍可能是难受极了，居然不顾一切地继续说：“我……我……有罪，活
着，是……是个……教养……人，死，死……了……也……也是个……教养鬼！”
沉重的笔尖终于无可奈何地接触纸面，缓缓移动，留下痕迹：“赵瑞珍……”
组长这一招还真灵。俗语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无论什么内容，
不论是大是小，只要一变成“材料”，装进“档案袋子”，就会随你走遍天涯海
角，足够你这辈子连本带利慢慢受用的。赵瑞珍看见我动了笔，立刻哀求：“组
……组长，别……别……别写，我……我干，我干。”他扶住那根粗木棒，喘着
气，矮小的身体缓慢地晃动着，木棒也跟着晃动起来。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和木棒
合二为一，成了木棒的一部分，在稠厚的液体中艰难地挣扎翻滚。
我不敢再看赵瑞珍的背影，那个伏在缸上搅动的背影。我把本子还给组长，
那一页上只有“赵瑞珍”三个字，其余仍是一片空白，在阳光下，白得耀眼。
从那一天起，我才算真正领悟到“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这个古老比喻的真
实含意：要你永远保持洁白，不要让墨点落在它上面。
经历一夜的幸苦，一群疲惫不堪的教养人员低头听训，而训话的队长却正处
于早晨刚上班的精神振奋状态。他照例训人，照例分派“打扫环境卫生”的任务。
过了两小时，大组长向他汇报已经打扫完毕，他却没有“照例”放我们回去睡觉，
却又分配了新任务：分头搬运原料和产品。大家面面相觑，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连小组长也呆呆地站着，好像在期待他改变决定。但他却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队部。
费尔巴哈说：“茅屋中的人所想的，和宫殿中的人所想的不同。”当然，反
过来说也一样。领导会记得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罪行”，会记得我们现在的种
种劣迹，会深入分析我们的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反动心理、反动情绪以及我们
之间的反动联系，但他不记得我们天天干十五个小时而只睡四小时，不记得我们
现在已经下班，不记得我们也是血肉之躯而不是机器人。记得在西郊农场下田劳
动，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干部看见右派还在牵牛耕田，就大加申斥：“你们
咋整的，都啥时候了，还叫牛耕田？把牛累坏了咋办？就不晓得牛要休息？”然
后气呼呼地把牛牵走，而右派们则留下来“夜战”。
队长走了，活儿还是得干。任务一层层分下来。分给我的是试剂瓶搬家。那
是一间很大的平房，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有点儿像室内的游泳池，不过池
里面
不是碧绿的清水而是饱和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又名火碱，有极强的腐蚀
性，每瓶重三公斤。我要搬的是中间的一部分。在摆满试剂瓶的平地和碱池之间，
有一个光滑的斜坡，斜坡上当然不能放试剂瓶，那就是留给我的唯一通道。我把
这些试剂瓶拎在手里，绕过其它试剂瓶走出门外，有人在那里转运。
我的身体已经疲倦之极，眼皮子直打架，走路偏偏倒倒，像踩在棉花上。可
是看到那浮着灰白薄层的火碱液体，不由打了个冷战！这地方，多么像传说中的
“化骨池”啊！如果在斜坡上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纵然
不“碎骨”，也得粉身。千万注意！千万注意！心里想的，几乎要从嘴里呼喊而
出，每走一步，都会冒一层虚汗，每走一步，都要搜刮身上最后的一点儿精力。
握着试剂瓶颈的两只手在抖，最后危险的游戏刚一结束，我几乎瘫倒在门口了。
等疲倦已极的队伍终于踏上归程时，已经中午十一点，正好和白班去挑中午饭的
值日并肩而行。
上夜班的确难受，过了夜半一点钟，倦意不断袭来，时间难熬。我不断去看
大钟，想知道时间。这个“大钟”，就是挂在天空的北斗七星，它围绕着微弱的
北极星徐徐转动，如果把北极星作为钟面的中心，把北斗七星“底部”指向北极
星的那两颗星的连接线当作“时针”，根据“时针”的方向就可以大致估计时间。
当我昏沉欲睡的时候，往往会走出工棚，仰望天空，凉气袭来，神志为之一爽。
浩渺的太空，何等深邃高远，又那样亲切接近。银河弥漫，星光闪烁，有的光芒
四射，有的似隐似现，但好像都在轻声说笑，在低语呼唤！快来吧，快离开那个
污浊拥挤、充满各种罪恶的世界！不知何时，我已经置身于群星之间，忘记了充
满阴险、狠毒、残忍、冷酷、狡猾的人世。天空多么大！星星那么多！习习的凉
风散发着幽香，破烂的垃圾和褴褛的人群都在黑夜中悄然逝去，只留下一片宁静。
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没有了我的身体，只剩下一颗心，溶化在深蓝色的太空中。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要是真有灵药，那该多好！如果有了后
羿的灵药，我就能够白日飞升，与群星为伍，从此不会再害怕孤独和寂寞。寂寞
是仙境，因为仙境需要寂寞，只有它，才能保护我孤独的心。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而又平淡，平淡而又残酷。可是平淡还是被搅动了。
大组长传达队部指示：每个人都可以给在北京的家属写信，告诉他们在指定的时
间接见。我的父母远在四川的一座县城里，在北京只有一个叔叔，于是我就写信
给他。
这次接见，不是全厂休息，而是利用下午的学习时间。前一天队长在训话的
时候就宣布了接见的注意事项：要抓紧时间，每人每次只有十五分钟，见面不许
哭，不许要食品；要向亲人汇报自己的改造成绩，但不许透露这里的生活情况，
谁要信口胡说，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自己负责。
到了接见时间，大家都忙碌起来：铺上的行李卷儿全都放在地上，因为铺板
要抬去作为接见时隔离用的“天河”。准备接见的人纷纷换上干净的衣服。我的
皮箱原来放在铺下，有一次我去上班，下了大雨，积水从外面倒灌进来，皮箱让
水给泡坏了，衣服倒没有损失，我就把所有的衣服都卷成包儿，放在铺上。接见
前，我取出一件比较像样的衬衣来换上，等候队长的通知。接见分两批，我是第
二批。地点在二门和砖窑之间的空地上，各队划分了区域，都支起了铺板。化工
队的几个队长都在接见地点来回走动着，叫我们在木板一侧站成一排，又重申纪
律：“不许哭！谁哭就停止接见，回去检讨！”
一个队长领着家属排成单列从二门外走过来，在铺板搭成的“天河”另一侧
停下，各自寻找亲人，互相辨认，然后面对面站好。双方都表情严肃，好像要开
什么国际会议似的，几个队长在一旁踱来踱去。
叔叔很不自然，脸上虽有一丝儿笑容，但显然是勉强装出来的。我生怕自己
会哭，也在竭力绷着。我想我的表情大概也很不自然。我不敢看他的脸，只好把
头稍稍偏移一点儿，正好看见在他背后远处的高墙上，一个哨兵手持冲锋枪走来
走去。
短暂的沉寂后，还是叔叔先开口，问了几句。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出来：
“这里一切都好，我身体也好，请叔叔放心。”叔叔说：“本来给你带了些食品，
刚才在会议室开会，你们领导说不让送吃的，说是要让你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
自己，只许带盐。”我忙说：“不用不用，这里的菜，盐放的不少，不用带盐。”
下
面就没有话可说了。不一会儿，我的左右两位芳邻也都没有了声音，很快全
场鸦雀无声，只听见队长轻微的咳嗽声。
其实才过了几分钟，可是大家都觉得无话可说，不论是接见的还是被接见的。
我有点儿着急了，几个月才见这么一次，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相见，应该抓紧
时间多说几句话，可就是想不起该说点儿什么。这绝不是作家们常写的“千言万
语在
心头，不知从何说起“，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像笨学生写作文似
的，搜索枯肠也只有把已经说过的”你身体好吧，都要保重身体“再说一遍。
终于有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大家的眼光都转过去，落在一
对母子身上。儿子哭声断断续续，明显是在竭力抑制。母亲用手绢儿给儿子擦眼
泪，还小声地劝慰，可她自己也在掉泪。在一旁冷眼观察的队长立刻走过来，压
低声音喝问：“哭什么？你哭什么？”队长声音不大，可是立刻使母子俩的感情
服从于理智，哭声一下子停住了。
十五分钟还没有到！又沉默了一阵，还是我先开口：“叔叔，你回去吧，以
后不用来了。”叔叔迟疑了一下，慢慢儿转身走了。他是一个中型企业的厂长，
也算得上是一个中级干部。我望着他略带弯曲的背影逐渐变小，变小，最后隐没
在哨兵守卫森严的二门外。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接见家属，不许送吃的，而伙房提供的食品却越来越差，窝头里的玉米面越
来越少，麦麸子却越来越多。蒸出来的窝头大体上有个形状，用手却抓不起来，
一抓就成粉末。有勺子的人，能用勺子舀着吃，而我的小勺子在进学习组的时候
就被当作“自杀利器”给没收了，想买也买不到。这里买东西是按月登记，先公
布购货单子，上面写着可购货物的品名和价格，想买什么，在小组长那儿登记，
钱从每个人的账上扣除。我干了几个月，还没有领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劳
动教养的决定”上所说的工资，带来的几块钱居然没花掉。因为可购买的物品除
了邮票、信封、信纸以外，只有黑鞋带、黄鞋带，蛤蜊油等寥寥几种。一般的日
用品像毛巾、肥皂、鞋袜、牙膏、牙刷、针线、手帕之类一概没有，碗筷也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两根树枝当做筷子，可以用来刮糊糊和夹菜，至于吃窝头，就只能
用双手捧着啃了。
有一阵，突然松软散沙的麦麸子窝头不见了，代之以异常坚硬的多穗儿高粱
面窝头。这种紫黑色的食品吃起来固然“筋道”，吃下去也“耐饿”，但是却拉
不出大便来。人们在露天的厕所里一蹲至少二十分钟还不能解决问题。大小组长
倒不过问，因为他们吃的也一样，队长前来督促也无济于事。厕所里臭哄哄的，
谁愿意在那里面蹲着呢，可是肚子却胀痛难忍，又不能不吃饭，结果憋得脸红筋
胀，好容易拉出些坚硬的黑色小颗粒来，还不得不以肛门流血为代价。弄急了，
人们都盼望泻肚子，但是医务室不开泻药，只好自己想土办法。好在化工队烧开
水方便，用于生产降温的冰块也很多，有人就试着先喝滚开水，接着吃冰块，希
望人工制造拉稀。说来也怪，不管你喝多少开水再吃多少冰块，鼓胀的肚子偏不
拉稀。把顺序倒过来再试试，先吃冰块后喝开水也不行，最后改吃一口冰块喝一
口水也还是无济于事，仍要长时间地蹲厕所。气得队长每次集合训话都要斥责一
番：“一蹲就是半天，逃避劳动，什么拉不出屎，哪儿来那么多的毛病！”
麦麸也好，多穗儿高粱也好，质量虽然差，数量却不受限制。由于主食粗糙
难咽，菜里没有油水，化工厂气味又大，熏得人头昏脑胀，弄得人人食欲不振。
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睡眠严重不足。尽管身体日见消瘦，却吃不下多少东西。所
以当时因全国性的天灾人祸、粮食减产而在劳动教养所实行的粮食定量制，刚开
始的时候人们并不感到严重恐慌。但是所长对此倒很重视，专门开了大会。他在
会上先说：“目前的形势，是大好的。”然后话题一转，由于“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所以要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全国都一样，“中央决定：在农村，丰
收地区每人吃三百二十斤原粮，一般地区吃三百斤原粮，灾区吃二百八十斤原粮，
不够吃就搞瓜菜代，六斤白菜可以当一斤粮食。”又说：“我们北苑早有准备，
前一段时间我们向
团河农场借了一块地种大白菜，成本高着呢。每个队都抽人去种，每天都用
大客车接送，算下来，光是汽油费，这一斤白菜就值十几块钱。“最后所长说：”
我们不是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全国六亿人，靠你们几个能节约多少？“
七月八日这一天，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早饭时一个人发给六个小窝头，中
午也发六个，仍然是麦麸子窝头，不过没有以前的大。以前吃两三个就够了的人，
现在吃六个倒也勉强够了；只有少数几个人似乎吃不饱。可是晚饭却令人目瞪口
呆，连麦麸面的小窝头也没有了，一人只发三勺麦麸面糊糊，说它稀得能照见人
影远不足以形容。实事求事地说，它像比较稠一点儿的刷锅水。大组长尹子仑这
时候特地来“看望”大家，他传达了队部的说明：“晚上反正不干活儿，吃那么
多干什么？”
这一夜，饥肠辘辘，难以入眠。不过想到明天早上还可以吃饱，心里还有点
儿安慰。第二天早饭，定量突然降为五个窝头，加上头天晚上的欠缺，肚子开始
感受到威胁。晚上学习，就是讨论粮食定量问题。小组长首先发言，他完全不提
“自然灾害”、“全国都实行定量”一类的话，却大谈以往浪费粮食严重，窝头
扔得满地都是，结论是实行定量太应该了，早该这么着了。几个老号也纷纷发言，
唱的当然是一个调子，好像实行粮食定量全是劳教人员浪费窝头招出来的。弄得
我都不好发言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扔过窝头。
粮食定量降下来了，可是生产定额还得上去。队长号召大干快干，把外面已
经不大提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又搬了出来。队长所说的“大干”，倒不
是指晚下班、加夜班之类。因为不论白班夜班，正班就得干十二个小时，加上两
三个小时搞环境卫生或卸车，还有一个半小时的值班和两个小时的学习，可以挤
占的时间早已挤占完，实在也炸不出什么油水了。
问题出在化验室，他们根据书本上的规定，制定了许多操作规程，被队长们
看成是“清规戒律”，早就不想遵守了。例如有一段时间我借调到硝化组，这个
组的主要工作是把容积五千毫升或一万毫升的大烧瓶放在盛有冰块的搪瓷桶里，
烧瓶内是反应液体，用分液漏斗向瓶内滴加浓硝酸。化验室规定，必须把温度控
制在五摄氏度到零摄氏度之内。每加一滴硝酸，温度就会骤然升到四至五摄氏度，
须要慢慢搅拌，在冰块作用下降到零摄氏度以后才能再加硝酸。根据这样的操作
规程，往往要一分钟才能加一滴硝酸。这在队长们看来，简直是典型的“少慢差
费”，与“多快好省”大唱反调。设计这种操作规程的人，岂不是故意教唆人们
磨洋工？于是断然下令加快反应速度。化验室的张世敏、姚天白也是劳教人员，
当然不敢说什么。从此操作人员只好提心吊胆又小心翼翼地加快滴加的速度。头
一班下来，产量有些增加，居然也没有出什么问题。队长训话，就以此为证，痛
斥“违反操作规程就要出安全事故”的“反动谬论”，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打
破常规，大干快上。
这一下可苦了我。因为我是专门负责给几个人供应原料的。速度加快，所用
原料增加，我就被搞得手忙脚乱。供料这活儿，说起来挺简单，就是把浓硝酸从
坛子里倒入量杯中。坛子上的塞子一打开，一股棕黄色的烟雾弥漫开来，脸上顿
时感到微微刺痛，强烈的带刺激的气味还呛得人直咳嗽，周围什么也看不清。往
日要等烟雾散尽了才能倾倒，但现在还那样做可就供应不上了，只好略等一下就
倾倒。一坛硝酸净重二十五公斤，要用左手托住坛底把它举起来。手一接触坛壁，
就火辣辣地痛，原来坛子外面到处都沾上了酸，岂有不“咬手”之理？可是这里
是从来没有胶皮手套这玩意儿的，万般无奈，只好自己找些旧麻袋片儿之类包一
包手。但是旧麻袋片儿也不是那么好找，找的时间略长，就得挨组长的骂，说我
耽误了生产。麻袋片儿今天用过了，下班不能带走，只能藏起来。而下一班又不
知道会被谁拿去，第二天还得重找。好容易在组长的叫骂声中找到了，包好手，
战战兢兢地举起坛子，在烟雾中估摸着量杯所在之处往下倾倒，随着酸液的涌出，
酸雾大量弥漫，一不留神，脚背一阵剧痛，我只知道自己受伤了，却不知道是酸
雾的刺激还是酸液溅到了脚背上，也不知道硝酸倒够了没有──倒多了会溢出来，
倒少了还得再倒。就这样忍住脚上的伤痛干到中午，趁午饭后有片刻休息的机会
去医务室看伤。医生只给我贴药膏裹纱布，只字不提工伤需要休息。这也不能怪
同为劳教人员的医生。这里人人都要接触酸雾碱水或怪味儿毒气，除了大小组长，
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着些伤。所以极少有因工伤而休息的，除非像下文所说
的韩某。
正当队长为几天来生产不断升高感到满意的时候，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故发生
了。
那天，我正在倒酸，忽然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接着是连声惨叫。许多人
都跑到出事地点去看。我不忍见那血淋淋的场面，没有去。看了的人回来说，一
个姓韩的人滴了一滴酸下去，正当他低头注视反应情况，突然发生爆炸。浓硝酸
溅了他满脸，有些酸液一直飞越头顶落到后颈上，连他旁边的人也受了轻伤。
后来才知道，这个姓韩的，本是航空学院四年级的高才生，而且少年英俊，
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不幸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监督劳动处分，偏又
不安生，翻译了一些文章四处投稿，终于在五九年“荣升”；更不幸的是进了劳
动教养收容所以后，因表现积极，被化工队“优先录用”，方才有此一难。由于
他的伤势十分严重，总算破例地得到工伤休息的特别优待。他以后的情况如何，
我不清楚。过了七年，我才有机会在团河农场看见他，已经成了一名就业人员，
满脸的伤疤，给他带来了“宋丹萍”的绰号，这恐怕将伴随他终生了。
我虽然没有成了“宋丹萍”，但我两只脚受的伤，面积也相当大。从脚背到
脚腕，布满了浓酸和火碱造成的伤痕，脚肿得很大，又缠满了纱布，根本穿不上
鞋，只能光着脚行走。但没有鞋面保护，到处是酸碱，脚更容易受伤。于是旧伤
未愈又添新伤，疼痛难当。坐着或刚睡醒还好些，一走路或站立时间一长，就疼
痛难忍。每天出工，走到工棚，忍到听完训话就再也忍不住了，只能坐在地上，
想稍稍休息一下，可是小组长非叫马上点火不可。我管理四个大烧瓶，是上一班
留下来的，必须依次打开煤气开关点火。这在平日并非难事，但是我受伤的肿脚
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每走一步就像几万根钢针在扎！我只有跪在地上，用
小腿和膝盖支持全身的重量，慢慢儿爬过去点燃煤气。这一天如果没有受到新的
伤害，收工时疼痛稍稍减轻，才能勉强咬牙走回去。有一次在打扫环境卫生的时
候在垃圾堆上发现小半只旧麻袋，如获至宝，赶紧撕开，把两只脚严严实实地包
起来。有了这层保护，双脚不再受到新的伤害，疼痛才逐渐减轻了些。
好景不长，这段时间正在开展运动，目标是种种盗窃公物的行为。我当时完
全没有意识到扔在垃圾堆里的破麻袋片仍是“公物”，连大组长、小组长也对此
熟视无睹。可是却没有逃过队长锐利的眼睛。集合训话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双脚，
更准确地说：是注意到那两只用“公家财物”做成的“麻布鞋”。他叫我出列，
还让我转过身去面对全队百十号劳教人员，按照这里的说法，这是给我“照相”
了。
“把麻袋给我解下来！”队长下达命令，声音低沉而威严。
几秒钟的沉默比几小时还长！我看清了队长的表情神态：那是阔老爷对伸手
的乞丐的鄙夷？是债主向穷人逼债时的凶狠？他是否估计到我会哀求他，向他诉
说伤痛？
五七年，我就已经从人格的第一道防线上溃退，然后是一溃千里。我的灵魂
已经向强权下跪。现在是人格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再后退一步，我就会从“人”
的行列中退出，成为一个只知道求生的动物。如果我曾原谅自己五七年可耻的软
弱，那么这一次还能原谅自己吗？
我弯下腰，解下了麻袋片。从队列回归的路上有一片浅浅的洼地，里面有一
层薄薄的碱水。刚才我是穿着“鞋”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感觉。现在那一片减水
就在我布满伤痕的肿脚前面。
咬紧牙关！挺直腰！我从容地、缓缓地走过减水，竟不觉得痛，只听见心在
有力地跳动。收工的队伍有气无力地移动着，和往日一样沉寂。我眼前有时浮现
出队长的脸，有时又出现苏联电影《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里诗人在坟地上插杨
树枝的镜头。它们交替地在我面前出现，似乎在给我引路。我又想起反右中不知
是谁的批判发言，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是不同的阶级”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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