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
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
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
    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
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
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
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
此点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
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
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
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
性。
    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
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
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
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
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
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
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
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
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
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
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
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
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
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
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
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
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
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
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
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
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
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
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
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
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
    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
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
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
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
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
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
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
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
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
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
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
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
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