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4日）
    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
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记者问曰：近日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
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
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
    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
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
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
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
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
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
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
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
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
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
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
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
〈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
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数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
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
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
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
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立宪，此理何如？
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
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
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
百思不得其解也。
    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
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
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
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
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
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
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
    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
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
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
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
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
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
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
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
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
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
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
未获相见。惟博士尝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
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
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
国民义务于万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