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文集
我与《大江》
——片断的回忆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到１
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时，出了４００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
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
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
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
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
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
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
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
注和欢迎。在武汉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
料》杂志之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
旧报，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
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凭记忆
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１９４６年的
６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复员到南京，一
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
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
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
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
家。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
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
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
不久，陪我去看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
算太小，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
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们谈到
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的小孩，还操
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大江》的情况。看来她是很爱惜这
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
故乡，面对阴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愤懑的。
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月中旬，
葛琴向我提出，想将《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以兼顾，荃麟也
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
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
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
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
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使用的办
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间二十平方米大
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
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
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
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到了１１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
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
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
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
活在一起。演剧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５·２０”学生运动后不久，由于
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后一门功课，
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锛究保沤悠傅揭患宜
搅⒅醒*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
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
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
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
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
我在山上只呆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
了我。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
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是，我
通过组织的联系，于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感——当时那
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选用的稿子，交给了
《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我于５
月２０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
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编的还
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和朋友写的。
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
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
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
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
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
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
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
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
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
《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
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
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
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
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
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
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
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
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
承担一切责备。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
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
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露了。但
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常保持。
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文艺观点；有时
是与作者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
作者、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６０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
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
‘编辑地位’。”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
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江》上发表过
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马莱等等。
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
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
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
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
的任务。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
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需要知名
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注意从自由来稿
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
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
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
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
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
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
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
周代、犁夫、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
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
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１９４６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大江》
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了几个编辑，
《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还应该指出，当时
《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
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
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
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
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那一段日
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
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
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
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
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
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
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１９９３年７
７４曾卓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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