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文集
                                  后记
                                   一
　　且不说抗战以前曾经在武汉的报纸上
　　发表过一些习作，就以1939年1月，在重庆发表小诗《别》算是正式起步的话，
那么，我从事创作的年头也不算短了。但其间长达二十多年处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
另外有一些年在新闻战线和教育战线，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只是时断时续
地写一点什么，门类很杂。发表时大都用了另外的笔名。我写得较集中的主要是两
段时间：
　　一是起步后的那五、六年间，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另外就是这十多年，而我
已逐渐进入老年了。
                                   二
　　编辑这部文集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我解放以前的作品大都未结集。原来保存的
资料剪贴，在1955年的那场风暴中被抄去了，二十多年后退还时已寥寥无几。现在
要重找当年的报刊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1980年因公到
重庆时，曾抽空到图书馆翻查到一些抗战时期的报刊，找到了一些我过去写的东西。
因为纸张和印刷都很粗劣，无法复印，而时间有限，就只能有选择地抄录了若干篇。
后来，友人邹荻帆、邱晓崧、魏荒弩、刘福春、孙耀东、田野等，还有好心的读者
又设法为我找到了一些寄来。也从《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抗日战争
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书中发现了数篇。通过这些途径，才使这部文集的解放前
的那一部分稍得以充实。但没能找到的还是有一些。
　　而已找到的并没有全部编入。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写出的一些未能发表的原稿，
在“文革”横扫劫难中，也遗失不少了。这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些作品，也并没有全
部编入。
　　文集共分三卷：
　　第一卷：诗。几年以前，我曾出过一本诗选集，这次增加了解放前的近二十篇
和近几年所写的一些。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诗，手头还保留着一部分，但觉得过于稚
嫩而没有编入；还有一些诗没有找到。我倒是有点喜欢发表在靳以编的《现代文艺》
上的一首较长的诗《院落》，和发表在荃麟编的《文化杂志》上的《夜的城市》
（题目记得不大确切），这两种杂志应该还可以查找到的，只是一时无力去做。最
后附有一组翻译的印度诗人阿盖的诗，我曾有一篇专文记述他（在第二卷内），可
参看。
　　将所写的有关自己的诗的几篇文字附在了这一卷的后面，当可使读者对我学习
写诗的过程和我的某些诗的背景有所了解。
　　第二卷：前一部分是《听笛人手记》，这本书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单行本。
收入到这部文集时又增加了几篇。这是以散文形式写的有关外国文学作品的读后感。
后一部分是散文。在198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让火燃着》散文集中，解放
前的作品收了七篇，这次又增加了新找到的十多篇。
　　其余的则大多是这十多年来所写的。
　　第三卷：内容比较杂。第一部分是有关诗的一些杂感和评介。对于诗的艺术和
诗的理论，我都没有什么研究。我所表达的，只是一点经验、体会和对于诗的朴素
的感觉。另一部分，是文艺短论之类，大都是近年来应邀赶写的，当时由于篇幅所
限，论点未能展开。还有一些序跋，承蒙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好意和信任，
我是应邀写过不少的，不只限于文学，还有绘画、书法和思想工作方面的。实在盛
情难却，而我写得很吃力，这几年来，就基本谢绝了这方面的邀请了。这里只选用
了一部分。我未必能究明作品，但多少借以表白了我对文艺的某些理解，其中也寄
托着友情的。选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作家与战士》，写于解放初期，在那先后还
写过爱伦堡、巴尔扎克、果戈理等，都只是一般的介绍。选用了关于高尔基的这一
篇，算是示例。《坚持现实主义的路》是1980年我在一所大学讲话的记录，表明了
我当时对文艺的某些基本看法。关于“创作过程”那一篇，我认为接触到了胡风文
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现实意义的。只是我未能联系目前创作的状况，
作深入的探讨。
　　1951年，我出过一本文学短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这本小册子未能找到，
所以其中的作品都未能收入。
　　在解放战争的那几年间，我写过一些小说，都是用了别的笔名，发表在靳以编
的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安宇（吕淑湘）编的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和别的几
种报纸的副刊上。解放初期还写过一篇《握一下手嘛！》，以后就很少写了。这里
选用了五篇。至于儿童小说《小鲁宾逊的一天》，是重庆建国书店1944年出版的
“儿童文学丛书”中的一种，记得写这本小书时，我正在重庆流浪，是在临江门一
家茶馆中赶写的。
　　少年时期，我就对话剧有兴趣，1943年春，在贵州毕节时，写了独幕话剧《同
病相怜》，这个剧后收在《处女的心》独幕剧集中。我的一本已散失。《处女的心》
是黄佐临、黄宗江改编的。不知他们是否存有此书。另外，我还写过多幕话剧《江
姐》、《清江激流》、儿童剧《谁打破了花瓶》，改编过话剧《莫扎特》，这部文
集只收了一个独幕剧《祖国的孩子和母亲》。
　　1936年，我开始练习写作时，在友人田一文编的《时代前》副刊上，发表得最
多的是杂文，总题用的是《恐口无凭》，这是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的。当时还
和同学蒋文杰（现在用的笔名虔丹）共同编过专刊杂文的副刊《偶语》。抗战时期，
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上写过杂文专栏《瓜蔓小集》（笔名江汶），解放战争时期，
在《新湖北日报》副刊上有过杂文专栏《抵掌谈》（笔名阿文），前者完全无法找
到，后两者也找到了少部分，所以都未编入。
　　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剧评、影评等也未收入。
　　这部文集，实际上，带有一些选集的性质，但毕竟是作为文集，所以，编选的
尺度又较宽。
                                   三
　　我是以结束一下过去的心情来编集的。
　　从这中间，大致可以看出我的成长过程：青少年时，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浪潮中，
对未来有着纯真、朦胧的向往，又夹杂着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浪漫的情怀。渐渐在生
活中受到磨练，感受到了生活中沉重的，严峻的一面。终于迎来了长久盼望和追求
的“明朗的天”，却遭受了生命中一次致命的打击，因而有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
然而，那一点信念依然保持着，并凭着对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要求，度过了那
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即将跨进老年的门槛时，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又可以站在
窗口唱自己的歌，虽然个中也还激荡着当年的热情，却已有些嘶哑了。有时回顾自
己走过来的道路，我无悔。我也常常冷静地考虑现实，依然怀着希望。
　　从这中间，也大致可以看出我在艺术上探路的过程。我只想谈到一点：以诗来
说，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因为，在那样的处境中，能比
较更为深切地感受生活，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求慰藉和倾泄，在艺术与生
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联的契合点。生活当然是文艺创作的起点，但没有对生活的
真实的感受和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对读者说，文艺不仅帮助他认识生活，而
且应该激发他对生活的信心，增强他生活的力量。我愈来愈对这一点有所体会。
　　我不必叙说在编集过程中的复杂的心情。我只谈一个很深的感触：时光、时光、
时光飞逝！俯仰之间，我已年过七旬。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趁这个机会，结束一下
过去，是有意义的。
　　深夜走笔，黎明又静悄悄地到来，我站到窗前，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边一
排枝叶繁茂的大树，在晨光中飞翔的小鸟，几个舞剑锻炼身体的老人……自己的一
生在面前闪闪而过，不禁喃喃地念着：
　　生命是美丽的！
                                   四
　　在编辑这部集子时，得到了不少友人的帮助和关切。这几十年来，友情就是温
暖我也鼓舞我的一种力量。我还应该提到我的妻子，她支持我度过了灾难的岁月，
为这部集子，也花费了不少心血；我也应该提到，当出版事业面临如此困难的时候，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却有魄力提议出这样一部书——我将怎样表达我的感情呢！
我想到了过去写的一句诗：“我知道什么是感激，因而我知道不必说出我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