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文集
生命的足印
——邱晓崧诗集《雪之家》序
多，主要是信函联系，其间又有二十多年完全断绝了音讯，然而，他是我的至
交中的一个。
1943年，他和荒弩同志在昆明编《枫林文艺》，来信约稿——不是泛泛的几句
客气话，信写得很诚恳、热情。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交往。1944年夏，他从昆明来重
庆，我当时正在迁移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由于已有一段
通信所奠定的感情的基础，而且，他的为人也是诚恳、热情的，我们很快就成为亲
密的朋友。
他落脚在重庆一家旅馆中，为昆明一家布店在重庆进货。
身份是商人，他当然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职业需要上。但他内心
更热衷的是文学事业，这是他和我交谈的主要话题。
当时《枫林文艺》已经停刊，他决定另创办《诗文学》。由于要办正式的杂志
不可能得到国民党的批准，就只有采用丛刊的形式，不定期出版。同时，他还要推
出一套《诗文学丛书》。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当时，荒弩同志还在昆明，只能在
通信中为他提供一些主意并组织一些稿件，主要的工作都得由他独自担当起来。
他是初来重庆，当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他几乎都一一走访了，并得到他们的
信任和支持。《诗文学》第一辑的稿件很快就集齐并出版了，后来又出了第二辑。
《诗文学丛书》也接连推出了力扬的《我底竖琴》、汪铭竹的《纪德与蝶》（去年，
汪铭竹的家属将此书在台湾重印出版，仍保留了《诗文学丛书》和主编邱晓崧、魏
荒弩的名义），何其方的《夜歌》、袁水拍的《诗和诗论译丛》和我的《门》，在
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丛刊和丛书的组稿、
审秘、编排，以至以印刷、校对、发行，主要都由他独自承担，可以想见他的辛劳。
我，还有燕郊等友人，也审阅和处理过一些稿件，提过一些意见，只能算是敲敲边
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租了一间小房，以陈放出版的书刊，《诗文学社》算
是有一个地方挂出招牌，并请了诗人张大旗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
当时纸张、印刷费用不断上涨、出版事业极其困难。他从商，经济状况较一般
公务员要好一些，但究竟不过是一个雇员，收入还是有限。他自奉俭约，还要担负
家人的生活费，却将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诗文学社”。当时发国难财的人很多，
他却甘心在文学事业上赔钱。而且，他主编的丛刊和丛书，在政治倾向上是明显的，
在反动派的统治下面，这只会给他带来一些风险。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吐露过早在20年代在昆明参加过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到
过延安，因病经组织上同意返回后方。
那么，他是隐于市、隐于商的进步人士，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昆明。《诗文学》第三辑已编好，而未能出版。我于1946
年夏复员到南京。他也又从昆明到了上海，还是为那家布店进货。1947年南京“五
·二○”学生运动后，我因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曾到上海暂避过一些日子，食宿都
是由他安排的。那年7月我们分手，以后就天各一方了。1955年5月，我被卷进胡风
问题的风暴中，二十多年来和他完全断绝了联系。1980年，我的问题得到解决。第
二年因写作任务到过昆明，我知道他在个旧教书，很想去看他，但因工作一时走不
开，后又病倒了，未能成行。1986年夏，他旅游到武汉，适逢我出差在外，也未能
见面。
过去我们交谈时，他只简单地提到过一点他的经历。我从魏荒弩同志发表在19
92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枫林似火》一文中，和云南个旧电视台记者荣翔
同志的《邱晓崧访问记》的录音中，才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他的历史。他于1927年就
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后虽因故两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一直
还是热爱党，跟着党走的。解放后，凭着他的斗争经历和一些老战友的关系，凭着
他的学识和才能，他原是不难据有一个较显要的职位的。但他却宁愿当一名中学教
员，在教学中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年来，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挨过
批斗，下放到农场劳改过，他也都默默地承担过来了。一直到70岁时，才从教学位
置上退了下来。——他为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和对于名利的淡泊态度，使我深为感
动。
他在20年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同时也开始了诗歌创作，那以后发表过不少
作品。关心他的亲友们很希望他能将诗作整理出版。可惜在动乱流离中，他原保留
的剪贴本均已丧失。现在由他的学生四处搜集，从旧报刊上查找到了十来首，加上
他近年所写的一些诗，编成了这一本《雪之家》。虽然数量不多，但大致还是可以
看出他的生命脚印，可以看出他在人生中的执着的追求，可以看出那青春时期的火
焰还在他老年的心中燃烧……
晓崧兄长我10岁，已是80高龄。人生的旅途上多风雨，有不少朋友已先后离去，
因而我更珍惜还健在的少数故人之间的情谊。当我捧读这本《雪之家》时，深感到
它的份量，并回忆起一些往事。我很感激当年他对我的许多帮助。我想说，更为动
人的诗，是他正直的为人态度，是他在时代的波涛和真理的感召中默默奉献的一生。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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