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文集
                               关于《门》
　　《门》写于１９３９年冬。最初发表在靳以先生编的重庆《国民公报》的副刊
《文群》上。当时曾得到一些好评。后来我出版第一本诗集时，就以《门》作了书
名。近十年来，评论家们在谈到我早期的作品时，大都提到了这首小诗。这首小诗
当初发表时，曾有一个副题：“写给老朋友们看”。当时我未满１８岁。所谓“老
朋友”，也都只是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几位年轻人。抗战前，在武汉，我们曾
组织一个读书会，主要是靠友谊的结合，而又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新思潮
的影响下，这批青少年都自认为是革命者。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多时十来
个人，作为核心的只有五、六个人。这些人后来都是武汉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的第一批成员。《门》一诗中所说的“那个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也是我们读
书会的参与者，她是我们之中一个人的亲戚。很美丽，很活跃。喜欢文艺，对政治
则不是那样关心。当我们就一些政治问题热烈地讨论时，她往往只是睁着大眼睛，
微笑着在一旁静听。不过，她随着我们一道参加了救亡活动，也参加了“民先”。
我们曾期望她成为苏菲亚——我们很崇敬的一位俄罗斯女革命家。她的父亲曾是一
个官僚，宦场浮沉，后来沦落成为一个小职员，对女儿很宠爱，将她当作了一笔财
富。抗战发生，武汉危急时，他将女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曾经结过婚的
国民党官员，从而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聘金。她肯定受到了父母的威逼和哀求。但她
终于应允过这一婚事，也表明了她的软弱的性格，可能还由于虚荣心。如果她坚强
一点，朋友们是可以帮助她从家庭出走的。当时的出路很多。但当我们得知消息时，
一切已无可挽回，所以，朋友们对她很感失望，并愤怒了，认为受到了欺骗，都不
愿原谅她。武汉沦陷后，我们当中一位姓朱的朋友在重庆街头碰到她，她穿着华丽，
情绪却相当沮丧，而且流露出一种愧疚。她对那位朋友谈到，由于家中准备逃难，
急需一笔钱，她被迫变相地出卖了自己。她希望得到谅解，能和读书会的朋友们保
持友谊，并表示，朋友们如果生活困难，她是可以给予一点帮助的。那位朋友当即
断然拒绝了。那位朋友随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也已流亡到重庆。我在
激愤的心情中写了《门》那首小诗，决绝地表示：“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
这也表达了朋友们共同的心情。
　　这首小诗是直接抒发胸臆。由于表达的是真实的激愤的感情，所以形成了内在
的韵律，节奏感比较强烈。诗虽然是以一个特定的人为对象，但充溢在诗中的对叛
逆者的愤恨，是容易激发读者们的同感的。好几位评论家都谈到了《门》这一形象
用得很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其实，我是受了屠格涅夫的《门槛》
的影响的。在少年时读过巴金译的这篇散文诗，使我很激动。写这首小诗时，几乎
是不自觉地用了“门”这一形象。“我们的门，不为叛逆者开！”是与开首的“莫
正视一眼，对那向我们哭泣而来的女郎！”相呼应的，并使全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
高潮，然后戛然而止，显得比较生动、有力。
　　当然，这首小诗显得比较直白、浅露。那时年轻的诗作者们，很少单纯地追求
和玩弄技巧，注重的是真情实感和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我对这首小诗有所偏爱，
主要的是由于那当中所表达的有所追求的激情，现在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意
气风发不免使我怀念和神往。
　　　　　　　　　　　　　　　　　　　　　　　　　　　１９９０年８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