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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顶小就这么流。见到什么荒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无缘无故，它也流。流出麻烦，惹了乱子，它还流。估计它非流到八宝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睁着眼睛流，闭上眼睛更流，洪水还有大禹能治，可这意识流我简直拿它没办法。更糟的是，它并不老是暗流，有时作兴就会溢出一星半点来。不是吗，五七年就没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顶比千斤还重的帽子；报上用斗大的字来声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接着定罪画押，流放改造。可越是这样，它流得就更冲。 用科学语言来说，意识流就是潜意识，也就是内心对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时是过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现；有时则是对白天经历的反应，所谓心猿意马。小时候，经常出现的是婶婶或堂哥的脸色——常是铁青色的；五七年出现的往往是拳头。大的小的，满是皱纹的和细嫩的。那时我经常梦见走路突然半个身子陷进泥塘里，身子一个劲儿往下陷，要不就是双脚悬了空。 修辞上的比喻，许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识流：在事物间，由此及彼做了比较感到相似而产生的。六○年回北京，吃不饱，又在街上见到倒毙者，不知怎么一眼盯住了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交通。于是，我就自编了一句歇后语：交通警手里的棒棒，不能瞎指挥。 那十年当中，有阵子我们作为黑帮得“早请示，晚汇报”。我站得挺直，其实心里常开小差。可是当戴着红袖箍的头儿掴一位老干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耳光时，那凌厉的响声把我的意识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紧了一些，使劲瞪那位以前司机班的头儿：看你能神气多久！ 确实找不到一条禁止意识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诫不许怀私心杂念。事实上，只要你光在脑子里流，不溢出来——或者只溢出些鸡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祸临头。八十年代以来，我就时不时地溢出那么一星半点儿，至今不也安然无恙吗？这一半是客观上辫子不那么抓了，棍子不那么抡了；一半是经历了五七年那样的风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说起思想上开小差，我还受过一次教训。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个大院子里，开始了一场黑帮斗黑帮的游戏——当然是为了让娘娘开心。我看见一位明星指着培养自己的原领导一口气怒斥了两个小时。我看到作儿子的从四层楼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个儿爸爸的大字报，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摇着扇子仿佛还感到颇为欣慰。大概以为这下儿子就可以过关了。最使我胆战心寒的是一次群声大喊“万岁”的当儿，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戏剧家（少见的干瘦老头子），硬说他喊的是“打倒”。于是，人立刻就被隔离起来了，并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上像罗马斗狮般的去斗，只不过这是头浑身皮包骨、连半个拳头也经不住的“狮子”。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自己也在喊，没听见他喊什么。在那时，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来证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号时，老戏剧家可能正在意识流里同李慧娘对着话哩。那一回我可记住了，有时候就非把意识流这个口子关死不可。不然，万一出点差池，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那以后，我还学会了一个高招：一齐喊口号时，我光举臂张口而不出声。这既保险，又省力气。反正不缺我这一嗓子。 然而尽管如此，这当儿意识流的口子还是以暂时关闭为妥。 我的意识流同我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为了怕我惹是生非，妈妈成天提醒我可别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学会了把话往肚子里咽的本事。当时，不顺眼的事可多啦，但话还没到嘴边儿，妈妈一使个眼色，我就能收住。后来学织地毯，坐在板上织活的个个手里三把铁家伙，只要朝我身上那么一甩，我肉上就是个口子。这也强化了我憋话的本事。 可后来进了一家“文人论坛”的报社，前后十几年。先管副刊，兼写旅行通讯，后来索性写起国际社评。这就扩大了我的视野。岭东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战开始又回到老家的一个农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给端出来了。滇缅路上，八十岁的老翁和七八岁的娃娃被当作“壮丁”抓来筑路的事我也给揭了。当时，记者还真有点“无冕皇帝”的味道。后来去了七年英国，用伦敦的民主刺重庆的独裁，大部分也都登出来了，以至《新华日报》还在以“祝记者节”为题的社论里大加表彰说：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护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或志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战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地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地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了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便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能雷敦刻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界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地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见1944年9月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我在那家报社工作以来，倒也受过几次褒奖，可是都加起来也比不上《新华日报》这一篇。因为它不仅肯定了我个人的工作的方向，而且还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鲜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这个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国文摘的中译，攻击起国民党的不民主来。我还以为我所干的同《新华日报》那篇社论所指的，并不相悖。那时，国民党的卡车开进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学，押走了上百名学生。端着枪的丘八也无端闯进我在徐汇村的住所，翻箱倒柜。我一辈子只用过两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写《红毛长谈》时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没摘帽子“右派”所译的加拿大作家里柯克小品选，但不许用真名。我只好用儿子和女儿的名字瞎拼了一个：佟荔。 1949年到北京之后，开头挺顺眼：提倡卫生，改造妓女，我还仆仆风尘去湖南岳阳参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么自在了，借《武训传》抓辫子，我们几个喝过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掴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义骂成毒蛇猛兽。待到胡风为文艺问题上书给抓进牢里——而且随着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后，我已明白这里讲的是另一种民主了。我呢，由于早时挨过“泰斗”的咒骂，入境后就满怀心腹事，尽在意识流中。幸而最初几年呆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谁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后来一位好心人要我“归队”，就住进了净是圣者的大酱园子。院里大多头上都有红色光环，只我扣着一顶小白帽。先天的就是个另册人物。 那阵子意识流可流得冲。开会背课文儿，埋头干技术业务。反正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看到人家胸脯上别着红绸条，昂首阔步，汽车出入。自己只记住不多言不多语，有话就都进了意识流，以为那样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调我去参加中直党委组织的一次马列主义学习，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编为一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与唯心的分别，懂得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认识规律，也明白共产党解放军得天下靠的就是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实。 然而在生活中，我却看到产量原来可以在脑子里编造，集体照上的人头可以换来换去；海上巨大的钻井台沉落可以不见报，或只报报烈士献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级也可以自作斟酌。至于处理人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还是接着五七年抓右派，都预先规定了百分比，不够就凑数。刘少奇头上，忽然帽子几顶，忽然不翼而飞。什么都只实践再实践，不但不“再认识”，连“认识”仿佛也是多余的。 意识流有时表现在脑子乱，而客观世界中的众多现象往往使得脑子更乱。于是，意识流就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成为的突泉了。 忽然天气变为早春，闷葫芦开了洞。上边号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来。有中听的，但大多不那么顺耳。六次点名要我开口，我都没吭声。可是去听了最高领袖的一次报告：提不提意见成为爱不爱党的标准了。我也有点不甘人后，终于憋不住了。不但说了，而且写了。写的无非是请上边放心。自以为说得没出边儿——特别回想起四四年党报那篇颂扬民主自由的社论。可那是连什么都不说也会惹乱子的日子，我还能不招来大祸！那时，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闭上嘴巴任听谩骂编造。 当时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还是意识流。只要不溢出来，在那里你尽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难的就是把住意识流这个口子。我原以为自己也会把，可结果充分证明我并不会。 懊悔啊，捶胸顿足：为什么我就没封住、堵住那意识流的口子！为什么我就没抚摸个娃娃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为什么偏说“这孩子将来终归要死”那样不中听的话！ 那种跟头但愿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栽上一回。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话顶少而意识流顶冲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层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气哈哈哈。每讲完什么，都自我审查一遍：下次运动会不会被人改装成炮弹。其实，反胡风之后，我在给人的信中就已只谈事务，议论早绝迹了。 我顺小孤单，但身边总有个把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后，朋友虽仍有，但已不再是无话不谈了。有些话，说者有罪，听者也有罪。到时一上“绞肉机”，被指为小集团，吃不住，谁也得去坦白。何必给自己找乱子，给人添负担！所以至今，我在交谈中总自设了些禁区，黑问白日我都点着红灯。 不管日子多黑，总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为天下就永远属于他们了。以为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横行下去。但他们并没熬过第十个年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可那十年他们多威风啊！一句话就能把个人拉去游街示众，或者打人大牢。而一个人只要把“老三篇”背个烂熟，口号喊得响亮，他就可以随便撒谎，信口咬人。种种残暴的恶行都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实还算幸运。早在走进人民共和国之前就先挨了“泰斗”的骂，从一开头就没有吃香过。人家是跳过龙门的大鲤鱼，我不过是条泥鳅。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儿。我就蹲在“牛棚”里闻起我的蒙古鼻烟儿。那阵子，我跟绿原。金人和金满成几位“黑帮”难友一道关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摆了本小红书（那可是千万不可遗失的护身符）。干完被指派的体力活儿，就囚坐在那里，意识流要怎么流就怎么流。反正戴红袖箍的那时正忙于打派仗，哪顾得上我辈“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着窗台上蠕动着的小虫虫，它们个个都活得蛮有劲头，个个像煞有介事地朝着某个方向蠕动。这时，要是飞进一只麻苍蝇，那就成了庞然大物，嗡嗡的，气势汹汹。它展开双翅朝四处飞撞，我想起《格里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 还有五十年代那大酱园子，许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阵子有的见了我下巴就朝上翘；有的由于自己家里的保姆要辞工，半夜里莫名其妙地向我兴师问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虽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够彻底的朋友，常来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尔。这可恼了上边领导，反右时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当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我体察得出老熟人内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布我的处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门，装得很凶，很严厉。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被攻击力丧失立场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职权为我安排了一个不但可以栖身并且还能译书的小天地。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我还是丢下三个娃娃（当时我们那口子早已响应号召下放锻炼去了），就在北京往外赶麻雀并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个晚上，我扛了铺盖，跟着上边派来押解我的人来到东车站。 四月初刚下去，先同农业工人分在一个组。吃粗粮，睡大炕。可是心却被一道干活的弟兄温暖了。头一天去工具室选鍬，他们怕我初次下地不利索，就挑来挑去为我选了把最锋利的鍬。干半截儿活，他们又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给我水喝。一个个老是问我：“使（累）得慌不？”我怕欺骗他们的感情，晚上挤在大炕上，我就问：“你们可知道我是个受处分的右派不？”哦，回答得很朴实，很干脆，也很出我意料之外：“你要是没当右派，俺们还见不到你哩！” 炕热乎，他们的友情更是热乎。 忽然间，《学习》杂志登出公安部长的文章了，其中提法改了，指明“右派是敌我矛盾”，推翻了以前的“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话。接着，我们从工人小组里被抽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右派小组。于是，我们又进了阶级斗争的“绞肉机”，又成为一批批大字报的靶子了。紧箍咒从这以后就念将起来，要右派互相揭发。一位当过省委书记的老革命最是积极。我俩一道劳动，他总逗我说话。我大概没把意识流的闸门关紧，他转眼就向指导员打小报告了。有一天，他一连打了我四五次小报告。还有一位电影界权威，瞅见文洁若在给我的信里夹了一小包值五分钱的灰锰氧（她怕我吃生东西长蛔虫），就立刻上报了。每回我都受到不同规模和程度的整。其结果，第一个春节我被取消了回城探亲的资格。 六一年初夏，也不晓得中央哪位领导指名要我译英国十八世纪作家菲尔丁的长篇巨著《汤姆·琼斯》，因而突然通知要我提前回城（其实，过没多久大家也都回城了）。嫉妒的眼睛是绿色的，有时还冒火。那位喝过延河水的电影评论家很不服气，就在鉴定会上一马当先预言，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就叛逃。警告我：到了伦敦、纽约，不许歪曲农场的改造。另外一位从外地来的在改造队伍里以凶狠出名的高中女生（不知她怎么也落到我们这地步），就非要在鉴定中把我写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不可。她脸上那一棱棱的横肉，至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哆嗦。 其实，我的罪过就是比他们早离开几天。阶级斗争是心理学家——包括变态心理学家——最好的实验室。这里，嫉妒可以一变而为刻骨仇恨，仇恨又很善于化装，它会披起政治斗争的外衣。心理学家尽可以就每张大字报、每个声讨性的发言，去追踪挖掘，就必然在人性上大有发现。 意识流最习常的表现是见景生情。可是一想到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就还是越少生越好。生多了麻烦，容易出事。最保险还是随大溜儿。为什么死在“文革”中的冤案找不到凶手？那是大伙儿一齐干的，你能抓谁，责怪谁！ 但是在任何情形下，世上总有好人。六六年八月二十三那个下午，我家被抄了，斗争者也都带着斗争果实分别回家了。我也被出版社的人们押回“牛棚”。事后洁若告诉我：那天傍晚她被通知回家去看看。当她和被斗得几乎神经失常的常韦三姐以及吓掉了魂儿的两个娃娃（小的还未满十岁）站在院子里，对着那几间被贴上封条并已被砸得稀巴烂的屋子发愣时，抽冷子摸黑儿打门缝里伸进一个脑袋：是胡同里一位没了牙的老太太。她小声说：“你们没招谁惹谁，他们缺德！”说完就缩回脑袋，还把门带上了。 这大概也算是“舆论”吧！她的意识流竟然也关不住了。 这四十多个寒暑，前一段常挨剋，甚至受辱骂。可八十年代以来倒是颇受礼遇了。现在我懂得在咱们这里，其实言论出版，游行结社，什么自由都在宪法里写得一清二楚，如今车子只要在轨道上行驶，不越轨，就不会有大麻烦，要谨防的是这意识流失控。最保险，最放心，是开有轨电车，但近年来无轨电车也允许行驶了，这也可以说是个重大改进吧。事实上有轨无轨，电源都在上头。无轨电车虽没走在轨道上，它也出不了边儿。然而就显得灵活了。 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长江客轮上请一位老友审读我的一篇自述文，题目是《改正之后》。我说： 像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而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除。 （见《负笈剑桥》代序） 朋友当时边读边连连摇头，大不以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认为我太悲观，还是认为我说得太直了。但我没说错，我这人可从不悲观。就连在吞安眠药的那刻我也没悲观。我只不过受不了那种野蛮的侮辱罢了。我坚信，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转，不会倒退。我还认定，所有妄想让历史车轮倒退的，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持续多么长久，都不会得逞。 草木生长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发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来赏罚分明，只能培养投机者。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像姚文元之流），对敢进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怀大将军），又太狠了，闹得几乎亡党亡国。那阵子，谁能在“伟大”前边多加个“最”字——其实，那是天底下再便当不过的了——谁就邀到了嘉奖，占了上风。长达十年之久的这种阶级教育，使得真话绝迹。不是无边无际的歌颂，就是无缘无故的辱骂。天平，尺度，全抛入大海。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官运亨通，从厚奖励。想把谁整人深渊，就鸡蛋里挑骨头。动不动就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该万死”。谎家当道，真话绝迹。 为了正义，为了民族，当然更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必须想尽办法不让那种盲目起哄的习尚，那种气候，那种爬虫，卷土重来。世界上没有一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一个时期，像那十年那么全民头朝下过。换个小些的国家，那么折腾，早灭亡了。如今，我们居然闯过那一关。就得在那种旁门邪道上，挂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题。其实，这才是正题，这正是经常在我意识里流着的，这也足以说明意识流里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时常都是些忧国忧民的思绪。当年马寅初老先生发愁囝囝太多可怎么养活时，他没把那意识流管住，让它流了出来。还有人对文字改革，对长江大坝，憋不住，流了出来。无论如何，出发点总归是忧国忧民。我就没那些位先辈那么爱党爱国。其实，从五十年代我对于对外宣传就有过一些想法，但是知道兹事体大，始终就潜藏在意识流里。大鸣大放的那阵子，我也没让它淌出来。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后来的对外宣传，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着“言多必失”的明训，我始终没漏出点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骂作“洋奴”了。 什么是我的乌托邦？我向往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往，能痛痛快快讲出来的世界。再不用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真话（有时难听）应受到鼓励，至少许可；而假话（不管多么中听）应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这样，三十年代苏联国歌《祖国进行曲》里所许诺的“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才能实现。我的历史知识有限，但深知历代盛世莫不排除谄媚，从谏如流，上与下，人与人，互相不须戒备提防，有话都可以尽情地倾吐出来。那将是怎样一种极乐世界！ 鲁迅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199页）要既不爆炸，也不灭亡，就还是让人们的意识流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出来吧。 一九九六年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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