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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
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
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
‘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
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
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
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
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
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
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
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
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
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
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
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
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
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
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
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
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
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
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
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
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
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
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
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
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
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
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
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
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
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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