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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稿，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 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所以在那篇文章里，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要求。但是，进城以后，在我们的副刊版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连续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批工人作者中间，就有阿凤同志，他主要是写散文的。 他是铁路工人，他的散文，内容细腻而真实，文字准确而流畅，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他产量也多，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 一九五七年以后，与他同时崭露头角的几位工人作者，都因为政治上遭到的坎坷，一蹶不振，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都到外省外地，去经受严重考验。 阿凤并没有遭遇大的不幸。他的作品逐渐减少了，在艺术上也有些停滞。阿凤的为人，是谨小慎微的，与世无争的。 文艺界的风浪起伏以及同伴们的跌坠伤残，使他的写作更加严谨小心起来，与他的为人极端相称。他的作品，主要是歌颂，但并不是声嘶力竭的，其中也不包含狂言和诳言。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暴露，即使对现实有所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一提而过。他的作品，不着先鞭，不触时忌。他也不去接触特别奇特或特别重大的题材，他所叙述的常常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在某一种政治号召下的，合情合理的自然反映。 就是这样工人出身，兢兢业业的作者，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也遭到白眼和歧视。显然，以角、刺、年龄、性别等条件来衡量，作为他们的文艺打手，阿凤是不能入选的。 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纪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画图。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进入艺术的殿堂。 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行进之时，方向目标一致，脚步的轻重，步伐的大小，是可以有些差异的。这样才能听出时代的真正合奏。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读着阿凤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文可以说是“思无邪”的。 很长时间，阿凤成为天津老一代工人作者仅存的硕果，鲁殿灵光。每当我看到他的名字或他的作品，就百感交集。他是我们那个副刊的小小版面上，一时群星灿烂后残存的一颗寂寥的星；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小的作者队伍，兵折将损后，荷戟彷徨的一员“福将”；他是五十年代，在这一苗圃里生根成长起来，未遭砍伐的一棵老树。 很长时间，我不自量力，想总结一下我们办刊物、培养和组织新的作者，成功或失败的，回忆起来愉快或沉重的经验教训。结果，都力不从心地放下了。只是在去年整理的一篇《编辑笔记》中，简单地谈到两个工人作者，其中第一个就是指的阿凤。读者不嫌麻烦，是可以找来参考的。 1979年3月20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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