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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小说，是经过长时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的。他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的时候，年纪已过三十岁。他是抱着崇高的严肃的目的来写小说的，这个思想过程，见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自述。最初，他想用科学拯救祖国，后来又改想用文艺医救人民。这些思想，都不是凭空的偶然的形成，是先经过深刻周密地体验了农村社会的现实，研究了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再用他的思想高度来衡量、批判、要求，才写成作品的。所以，无论在他的哪一篇小说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崇高的志愿，也可以看到人民真实的生活和性格。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作家对生活的知识，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两方面都是非常深厚的。长期的生活考察，不断的思想追求，真正为人生的艺术，这就是鲁迅小说成功的基本特点。 我们有些同志写东西，不管怎样说，还常常是抱着为了写东西而写东西的态度，虽然谁也不愿意承认是为艺术而艺术。第一，它表现在写作之前，没有充分的思想的酝酿，常常只是凭着一点朦胧的概念，一句响亮的口号就从事写作了。 思想还没有在作家的心里形成，就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教育大众。作者心里还只有一句口号，任你有多大的才能，敷衍成千万言的文字，内容无非还是那么一句口号，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一句口号来得简捷。作者思想水平很低，虽然做出很多架子，要别人承认自己的思想很高，实在也经不起操演。第二，它表现在没有长期的深厚的生活的积累，用来说明自己的思想。研究鲁迅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农村各个阶层的生活，见闻如何丰富，知道得多么熟悉。他的作品的思想的高度，就是在熟知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钢，是在自己的炉灶上，用自己的热铁锤炼成的。我们常常是没有炉灶也没有铁，就想打成一把锋利的钢刀。既没有兴建炉灶的决心，也不肯作锤砧敲打的努力。所以，常常是力不从心地失败了。我们最缺乏的还是生活的本钱，不管是关于农民的，或是关于工人的，关于战士的。我们如果能熟知一种，就是说有一样拿手的东西，也就好了。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才能下决心改进。不然就会像一个浪子，虽然口头大方，无奈囊中惭愧，终于会被人识破的。 纪念鲁迅先生，研究他所写的小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为了人民的艺术的严肃性质。在写作之前，在心里发个崇高的、无愧于祖国现实的心愿吧。但心愿是容易发的，困难的还是在深刻地认识一种生活，才能发出那种切合于人民生活实际的心愿。这就需要认真地去熟知生活积累感受，那时才会真正有一个不是口头说的，计划写的，而是见于我们的作品里的具体主题。 鲁迅的小说里表现的，主要是关于故乡农村的丰富知识。 这种知识，在鲁迅幼年的时期就开始积累了。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的色彩。 然而，鲁迅笔下的农村，并不局限在绍兴一处。他的人物，也好像生活在我们的村中。鲁迅自己也说过，他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共通的特性。因为鲁迅所关心的不只是他家乡的农民，在写作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国的农民。还不只是农民，在鲁迅的人物的性格里，我们常看出一种普遍的性质，这种性质是由人民的历史的共同的生活决定的。 所以，作家除去熟知一种生活以外，还要有比较全面的生活知识，有关于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各种人物的知识。但必需有一种是主要的，最为作家熟悉。虽然鲁迅说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衣服在山西，但是无论阿Q、小D、孔乙己和祥林嫂，都确实曾有那样一个真人。鲁迅拿他们做模特儿，概括其他。 作家的题材是既要专深，又要宽广。比如我们对农村熟悉，对城市也要知道一些，因为谁也不能限制他所写的农民，在春冬两闲不到北京天津来逛逛。农民或者到天安门参观国庆典礼，或者到天津看望在工厂工作的儿子，有的还要到朝鲜前线支援慰问志愿军。所有这些，都和农村当前的现实生活有关系，是会要写到的。如果一个作家，困守乡村，足不出寨墙一步，那不是有些作茧自缚吗？写城市的自然也要了解农村。 各种见闻，各种知识，对作家都有用。但他也不能只是一个行脚僧，东跑跑西看看就算完成任务，他必须有一个生活的根据地。 表现在鲁迅的小说里的，他的生活根据地，就是他的故乡。对于他的故乡，鲁迅写出了多少不朽的人物和事件啊！他写了城镇乡村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地主豪绅、雇工贫民； 有市镇小商、街道流氓；有没落知识分子、青年革命者。他在这个天地的社会关系上，写出了这些人物，写出他们的思想和形态。总之，他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整个农村的动荡的面貌，在每篇小说里都灌注了全部的真实的情感。 写了绍兴一地，就体现了全国的农村，写了辛亥一时，作品就能传流永久，写了一个秃头阿Q，就使人人得到一面镜子。这是生根在一个地方，写出典型人物的范例。 鲁迅几次说到白描笔法的好处，所谓白描，在写作上，就是避免浮夸，要求简练。但这是很难的。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 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杰品。研究起来，他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风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不抽象地代言人物的心理，不琐碎地描写人物的装饰。对话、心理、环境和服装，都紧紧扣在人物的行动性格上。一切描写叙述都在显示人物的形象，绝不分散甚或掩蔽人物的形象。都是从人物情节出发，找到的最为特征的表现。 能够做到这样，作家就近于成熟了。从繁琐到单纯，要经过很多苦心。我们要避免的是造作。什么是造作？就是在一个人物之上，强加形容，滥作猜测；在一个环境之上，铺张涂饰，不分黑红。例如一个人物，本无必要，我们却强要他做几个动作，算作描写，以示生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本无必要，我们也强要加一两点形容。叙述农民，都是从土地改革以前，说到实现社会主义以后；描写工人，一定依次说完日本、国民党和解放以来的三个时期。 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就成了曹雪芹说的：一千个人一个面孔，一千个人一个声音。既无情节的不同，也没有性格的差异。这样的描写，繁复或是简略，都成了无谓，和白描的精神是背驰的。 文章里的造作和日常里的造作一样，是因为没有真实的基础。造作的人物，造作的动作和言语，都不是从生活里积累起来，更没有在作家头脑里成熟。都是临时写到了，才勉强添加进去的。它就像坏导演导出来的戏剧一样，虽是满场动作，满台喊声，也只能引起一时的哄笑。 鲁迅的人物，是一色的白描。阿Q、孔乙己不用说了，就是那些很不重要的配角，只要在鲁迅的笔下出现一次，谈吐几声，也便立刻被我们认识，成为永久不磨灭的形象了。对于乡下的一次社戏，儿童们的一次行船，瓜园的一个夜晚，禾场的一个黄昏，一经鲁迅描写，也就成了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民俗学价值的风物断片。 鲁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身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印象是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所以写出来，就能够真实，能够恰如其分。可以想象，鲁迅平日是如何关心这些农村现象，关心这些人物的命运；对于被剥削迫害的农民，寄予了多么大的真诚的同情；他倾听着农民说话，能立刻理解他们的心情。 所以，白描的功夫，是从对生活，对人民的关心的基础上，再加上对艺术的严谨，才能养成的。 我们都在追求新鲜的事物。 事物本身新鲜，还得作者有能力把它写得新鲜才行。怎样才能写得新鲜？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 要写得新鲜，就必须是现实主义。就必须写亲身经历的东西，就要不断地深入群众生活，增广自己的见闻。 新鲜是很必要的。鲁迅在谈到《聊斋志异》的时候说：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人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同上书） 要新鲜，就得在描写上做些认真的功夫。要不断丰富文学的修养，提高描写叙述的能力，形成真正是自己努力得来的风格。 如果不作这些基本功夫，那结果不外是：或者只采得一些新鲜枝叶，装饰作品，不能持久；或者搜求颇富，但非亲身经历，笔力不能发挥，屯积日久，又成“旧物”；也有的编纂成书，厚装巨帙，如殿堂然，然细加分析，不过是借取别家烧成的砖瓦，别人栽培的树木，多半已经发表过，实际上也已经不能算新鲜了。 所以要求作品新鲜，原则上是要避免模仿重复，基本上是要自己探求。 对待新鲜事物，也不能采取片面的轻率的态度。曾有一篇稿件，为了表现儿童的爱护公共财物的新气象，就给他配备上了一个在大风天冲着柴禾垛投掷还在燃烧的烟头的干部。这样写法，在儿童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气象，但在干部这一方面说，则未免气象太旧了。又有一个同志为了写火车上新添了医疗设备，就硬叫一家夫妇扯着一个发了一夜高烧的孩子去做不必要的旅行，好有机会在火车上打针，以表现新气象。这都是不合实际的写法。这是作者为了表现一个概念，随便安排上的不近人情的故事。而结果，使细心的读者同时获得两种印象，新旧抵消，两不存在。 鲁迅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中国文艺的新天地，他的作品能够永久存在，使读者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感到新鲜，受到教育，是因为他的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在鲁迅的小说里是有讽刺的。讽刺是一种才能，它也产生自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热情。我们知道，对于生疏的人物或事物，并不能进行讽刺，冷淡也不能产生讽刺。 因此，鲁迅的讽刺的效果是伟大的。他的讽刺包含着思想的修养和文学的修养。 中国很少真正的讽刺小说。鲁迅最喜爱的是《儒林外史》。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介绍吴敬梓的讽刺特点是：所描写者，“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刻划伪妄，掊击习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上书） 鲁迅介绍完这部小说，惋惜地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但在鲁迅的小说里，这样的讽刺的手法是被发扬了，而讽刺的效果，就是作品的意义，也并非《儒林外史》所能够比拟的了。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我们再研究他的小说，和听取他对小说创作的深刻的见解吧！ 1952年10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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