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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些人一方面要卖文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自己做点研究工作，所以几个人轮流，其中有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等，鲁迅不在其中，他是从方针政策方面做领导工作。 从同冯乃超谈话中我了解到，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我问他参加"左联"的有多少人，他说：成立时签过名的四十多人（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有的人不在上海了，还有的人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当时是坐电梯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这个俱乐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开会，鲁迅参加了，但主持会议的不是鲁迅，是那一个月的执行书记。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还讲了最近活动情况，并说这个地方是借来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小时。接着就请鲁迅讲话，这个讲话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没有。鲁迅没有稿子，大约讲了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如此，如成立时参加的杨邨人后来就成了叛徒。鲁迅讲完后就散会了，两、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这个会，还有些小会，二三人参加，都不是在个人家中开，而是在公共场所，如在咖啡店。此外为了配合各种纪念活动，常常是大家分头活动，如纪念五一节，纪念文章登不出来，是在马路上贴贴标语。 “左联"其他活动是办一个刊物，最初名为《前哨》，只出了一期。这一期内容全部是关于五作家被害的事。这是秘密出版的，经费是由"左联"成员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学导报》，这个刊物完全是鲁迅领导的，文章也都是经过鲁迅看过的，定稿是鲁迅决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联"活动减少了，后来就改变一种活动方式，一些青年成员，想法找一些学生或工人同他们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绍他们进"左联"，而是向他们作政治宣传，后来连这也不能进行了。 这时周扬还没有进"左联"，冯雪峰是书记处的成员，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冯雪峰找过我，对我说，你也来担任一期执行书记。我说：我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行。他说：可以试试看。因此我也担任过一个月的执行书记。"左联"成员做宣传工作的，要定期向执行书记汇报，可能一个月内开一两次小会。 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联"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一九三二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发展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大家住的地方彼此都保密的，当然熟人之间不保密，对不熟的人就保密。鲁迅和我住的地方，我们彼此不保密，我们书信一般由书店转，鲁迅由内山书店，我由开明书店。我原来住景云里，后来鲁迅搬新建的大陆新村，他告诉我，大陆新村还有空房子，我后来也搬去了。他住在大陆新村第一弄，我住在大陆新村第三弄。 周扬从日本回来以后，加入"左翼戏剧界联盟"，后来冯雪峰把他拉进"左联"。但是不久他们之间闹了矛盾，冯雪峰就离开了"左联"（这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许我记错了。）周扬他们主持"左联"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开全体成员会了，凡事也不再向鲁迅请示。此后，鲁迅领导"左联"，不过是名义而已。 大约一九三六年正月头上或一九三五年底，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拿抗日救国作旗帜，组织了"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包括律师、记者、杂志编辑、学术工作者，主要人物有沈钧儒、邹韬奋，另外还有个别的工商界人士如章乃起等等（抗日战争以后叫"救国会"），但是，没有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郑振铎找我说，夏衍要找我谈一下。我与夏衍来往很少，与周扬、田汉、阳翰笙都不大往来。我问郑振铎，夏衍找我有什么事？郑说，夏衍没说。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并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婿，国民党特务不会注意他的，在他家里谈话是保险的，所以我就约夏衍在郑家里谈话。谈话重点：夏衍讲中央号召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有了，文艺界目前还没有，准备组织一个范围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夏衍说，他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礼拜六派"也答应加入。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参加，打算叫做"文艺家抗日协会"，或"文艺家协会"，名称没定。夏衍说，这事要征求鲁迅意见，但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只好找我把这意思转告鲁迅。他问我对新组织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与鲁迅谈过再说。他说：第二个问题是"左联"要解散。如果不解散"左联"，人家以为这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了，那么统战范围就小了。夏衍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大概是已经有多少人参加之类。我说，我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转告鲁迅。夏衍又问几天以后听回音，我说三天后仍在郑振铎家会面。夏衍走后，我问郑：他们找过你没有，他们连"礼拜六派"都找了。郑说：也和我谈了，我不是"左联"成员，我无所谓。郑对要拉"礼拜六派"不放心，以为如果这样办，那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进来了。 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鲁迅。鲁迅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说到解散"左联"，鲁迅不赞成。他说，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说：“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下次我和夏衍见面，就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三天后，我和夏衍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头，就是核心。我说：我是赞成鲁迅意见的，现在我可以把你这话转告鲁迅。这次，鲁迅只说一句话：“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我就托郑把这句话转告夏。夏衍等因为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也就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事拖下来了。后来，他们在一个期刊（他们办的）上登了一个消息，大意说"左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此解散。是什么期刊，我记不得了。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中央批准解散"左联"是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是哪些人，我搞不清楚，"长征"以后，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扬、夏衍等已提出"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我和鲁迅也是谈过的。鲁迅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不久《赛金花》就出来了。鲁迅说，原来是这个货色，哈哈大笑。 那时夏衍常找我和郑振铎，我问过他，你们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国时报》上有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就是王明）写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防文学"，又说看到"INPREGO"（中文应译为《国际时事通讯》，是第三国际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这口号，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国防文学"）。夏衍这样引证，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是他们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鲁迅那里去谈别的事，临走时鲁迅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这样才有力量。因为周扬他们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张鲁迅出面写文章，提出新口号。鲁迅说也可以，但近来身体不大好，慢慢儿来吧。 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出来，丝毫不提这口号是鲁迅提的。郑振铎告诉我，我大为惊异，就去找鲁迅。鲁迅说：他昨天才知道。我说：你没有写，为什么胡风写呢？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但胡风写了后，也不给鲁迅看，就发表了。我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胡风这个人相当复杂，这篇文章解释新口号也不全面。我仍劝鲁迅写文章，谈这个新口号，纠正胡风的缺点。但后来鲁迅还是没有写，因为那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发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两个口号的问题在此信中有了详尽的阐述。 一九二七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当时我也住在景云里。还有周建人、叶圣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好多人都住在那里。从我的屋子的凉台上就可以看到鲁迅的家。鲁迅曾来我家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家里人曾放空气，说我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告诫我不要出门，因此我没有到过鲁迅寓所。我在这里写了《幻灭》、《追求》、《动摇》。当时我爱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鲁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晓方睡。 鲁迅贺"长征"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史沫特莱和我们来往密切。史沫特莱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后到中国，住上海。她来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佛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史沫特莱交游广阔，其中有孙夫人、新西兰的共产党人路易·艾黎、埃·斯诺。后者我在鲁迅家里遇见过。当时斯诺正请鲁迅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并由鲁迅写一个小引。斯诺把这本短篇小说集译为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 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了序言，由我译成中文。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后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莱通知我，这天晚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邀请少数人参加酒会，这是不公开的，总领事馆在十一月七号举行过公开的庆祝酒会。史说，也邀请了鲁迅。届时她自己开小轿车来接我。就这样，当天气时后，我们到了总领事馆。 所谓少数人中，有孙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随便谈谈，吃点东西。就在那时，史沫特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坛上的纠纷，他心情不愉快，我们想他顶好到苏联去休养，如果他同意的话，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问题，我们来办。她叫我同鲁迅谈谈，如果去的话，苏联方面早已作了准备，保证生活上一点麻烦也没有。第二天我就对鲁迅说了。鲁迅不愿去。他说，他并不觉得有病，而且到了苏联的话，即与中国隔绝，中国报纸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总觉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会造谣说他是逃避战斗而出国的。他要在国内坚持战斗。鲁迅叫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史沫特莱。以后史沫特莱不再提鲁迅出国的事，而谈鲁迅的健康状态，她认为鲁迅得的是肺病。她有两个朋友，都是肺病专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转告鲁迅，让这两个专家诊一下。但鲁迅不同意，因为鲁迅一向由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诊断，似乎不信任须藤了，鲁迅觉得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鲁迅经常有低烧，须藤经常给他注射，但仍有低烧。许广平也曾劝过鲁迅，可否叫这两位医生来诊断一下，但鲁迅坚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回上海，他帮同许广平说服了鲁迅。五月末的一天，冯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莱转请那两位医生。我给史沫特莱打电话，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莱说她马上去找医生，叫我先到鲁迅家等候。我到鲁迅家不久，史沫特莱同D医生也到了。我在楼下接待他们。D医生问：病人懂几国文字？史沫特莱说：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书，不懂英文。医生说那么我们用英语交谈吧。上了二楼，D医生听诊以后，走到史面前，那时鲁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问大夫病情如何，大夫问答说：“严重。"史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答：“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这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医生又说，鲁迅不光有肺病，还有其他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该医院的设备；病人如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医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莱商量，我们只能把大夫说的住院详细检查的话告诉鲁迅，其他的话只能悄悄的告诉许广平。于是我就这样对鲁迅说了，可是鲁迅不信，他说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鲁迅不同意去住院检查。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不能写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渐渐好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向往苏联"的一章中讲到一九三二年鲁迅到北京，曾准备到苏联。据我了解，一九三二年鲁迅去北京，是准备去苏联的，是去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这个大会在苏联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城召开。当时本来就在苏联的肖三参加了这个会。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讲到鲁迅到苏联领事馆并看了电影，这不是我讲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不方便，还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国书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护照；第三，语言上方便。我与鲁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但鲁迅终于没有去成。当年十月，突然病发逝世，正不出D医生所料，过不了年。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品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逝世时，我不在上海，回乡看母亲去了。我走时他还很好，不料突然病发，据说十七（或十八）晚上，他还同许广平去看电影，回家后觉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我妻孔德沚，当时在治丧委员会工作，派她专陪孙夫人。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 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译报》专译当时欧、美乃至日本的报刊上有关国际时事及中日战争的报道，也译登苏联报纸有关欧洲战事及中日战局的报道，主持《译报》编辑事务的，有胡愈之等。当时，日军已控制上海，书报检查极严，但因仍同美、苏、英、法保持外交关系，故对于专门译载这些国家报刊文章的《译报》，只好任其出版。《译报》当时是上海唯一的进步报刊，因为要翻译至少是四国文字的材料，也解决了当时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们的生活。 作者附注：这篇文章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稿整理的，现在要重印，遵照编辑同志的建议，删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词，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动。文章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可参看《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我写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 1979年5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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