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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有冒险感。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史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特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周末并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
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之外。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已经改变心意，他是来带她回家住的，但却不成婚。梅玲害怕了，说她宁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说父亲老而专制，不容许违背，如果她不听话，父亲会剥夺他的财产权。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说。
“不，我不知道。”博雅说，等她再说下去。
不过时候不早了，罗娜进来，说他们马上要吃饭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梅玲说。
这就是截止那天下午梅玲告诉博雅的身世。
晚上七点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带梅玲到老彭家。一个佣人提着她的皮箱和一条备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离开北京时再一起运走。
博雅告诉佣人先走，他们手携手在黑暗中前进。
“我现在同意你，”博雅说，“如果你遭到什么变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问她何以见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险。
“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厮混过？”
“不，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呢？”
“这种时期一个人小心点总好些。”她说。
博雅专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记自己走到哪儿，直到他看见二十码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里。“噢，我们不能走那条路。”他说着然后突然转身，带她穿过连串的弯曲的小巷。那边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他低声问。
“永远永远。到上海后，我们必须永远不再分开。”
“你愿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我都永远跟着你。”
“莲儿，我俩互属。当看见你坐在我的书桌前，白皙的手玩着毛笔，我想，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实告诉你，我吻你坐过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你手指握过的毛笔。”
“噢，博雅！”
“是的，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属于那儿。喔，莲儿，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拥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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