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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几句了。 先说作旧诗吧。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象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象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的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象北方的村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要看朋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拚命。即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寝。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在了。 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作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象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象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的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象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愁;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祝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 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 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份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身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招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他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的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喒知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诗不高明,因为作者在贫血之余,不敢放胆为之也。因以“旧诗与贫血”名篇。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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