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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性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感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流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国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交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
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交流，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党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阴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露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
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裤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色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色彩。无裤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裤党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日冲入特拉里兹宫时，路易应付灵敏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裤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抽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伦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性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裤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所以他们将国家改造，以群众的最高主权人代替威权皇子，他们于是肃清了人身的权力。”
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人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他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身财产权被固定及标准化，于是所有权和雇佣在民间先构成一个大罗网。严格说来，国家与社会不过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详第一章）
反过来说：这种体制也给新社会各种鼓励和保障，更促进资本主义。如拿破仑在1804年公布拿破仑法典，兹后他将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领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力量，而使资本主义更为抬头。为什么与旧社会比较，一般人会感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较前自由？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管制与约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认可”（tacit
con-sent），出于自愿。这样说来，“国计”不能不与“民生”共为一体，所以法国人也不能因为其社会基层的组织与“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的原则相似为可耻，只有在这种商业组织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高速展开，因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现代文化才能因之而产生。柏克早应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这种社会体制里，当然只有资产阶级占优势。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为当时人公开提出，因此以上的发展也是自然趋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并非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以前的资产阶级不少已在这大洪流中牺牲，有些持有公债，却因政府赖债而破产，另外，不少农民及下层社会人士因投机买得政府急于脱手的产业而致富，其他趁着税收还没有规律，军需工业极需供应者的时候起家。革命期间诚有不少阴谋，但是整个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其牵涉范围之大，更早超过阴谋者所预期。
而且，法国大革命展开，随着有民族主义抬头。路易十六的法国还只能算做一个朝代国家，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才是一个道地的民族国家。很多法国人跟随着波拿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是组织中之一部分，生命荣辱与共。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即算劫富济贫的观念无法实现，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贫民，这样的经验必定打扰着很多法国人的良心，所以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开始于马克思，而始于巴贝夫。而且法兰西除经过拿破仑的战争外，以后还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国。
总之，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本书作者于1987年经过里昂，此地曾经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两度浩劫，可是今日这城市只表现资本主义大都会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广场上仍有路易十六纪念碑，索恩河的大桥也仍称为波拉巴大桥，而且富菲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里仍供奉着百十盏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烛，表示时过境迁，人类发觉他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
俄国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苏的武装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冲突，苏方自称死数十人，不久战事延至新疆边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物，有向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图。9月16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情报人员路易士（Victor
Louis），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在《伦敦晚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询各国的反应。翌年，苏方外交人员又在维也纳歌剧院递交美国外交人员一张未签名的草约，内中声称缔约国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衅，可以采取报复行动，并且通知各缔约国家，互相协商。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纸条约，等于要美国事前承认苏联有权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认为，10亿中国人陷于无政府状态，决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苏联铁道的终点，边境去中国铁道的终点则有好几百里，如果中国欲向苏联寻衅，也绝不会找到如此一个对本身战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国虽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技术上尚处于敌对状态，仍竭力设法与之接触。
如果这还是一面之词，则前苏联籍联合国助理秘书斯维琴科投美，他所著书称《与莫斯科决绝》，更叙述到幕后详情。珍宝岛事件出乎苏联高级人员意料之外，一时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会动员几百万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论使用原子武器。国防部长还主张使用最大氢弹。如果成为事实，不仅几百万中国人性命立成齑粉，苏联境内的安全也成问题。只有参谋总长认为不妥，因为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战，小规模的则不能解决问题。据斯维琴科的报道，最后使主战派悬崖勒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这些发展当然与苏联于1978年与越南宣布订定攻守同盟条约有关，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与谅山。经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转换口气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甚至以充满情绪的言词讲出：“我们还记得昔日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书脱稿之日，正值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之时，可见国际间外交局面千变万化，有识之士决不可以几十年成见，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则将眼光现今化，则又须从历史的基点观察着手。
俄国之二月革命，实际发生于3月，十月革命则发生于11月。因为教皇在1582年改革历法，将当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历日计提前10日），俄国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则有13天的差距。
这两重革命发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为人软弱，皇后则为德国人，不得人缘，又刚愎自用，如此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类似。而且沙皇亲自前往前线主持军事，皇后在后宫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国宫闱的黑幕。可是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国也像中国，无非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虽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历史家过度重视。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麦克坚辞不就，因为局势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战及斯大林之整肃，可见得人事问题并非一切问题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
俄国的工业基础与交通运输不能负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和负担这样的损耗，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实。战时俄国驱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阵，均已数见不鲜。又因为大战刚起时西方都以为不会超过几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役几天之内就可能耗用这样的数目，而且大规模的战役通常使用炮1000门以上。然则人员装备供应之不济，还只是问题之一面。以后的研究，发现战时经济之发展已产生绝大不平衡。譬如农村间的手工业及辅助工业即因之萎缩，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业和工矿抬头，银行业务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农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国中部，耕地相当完好，他们因解放反而丧失土地，如此也难能称之为解放。”
又因为穑夫虽被解放，而财政责任未除，从地主买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个人，而系组织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国隋唐之均田一样，公社不时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长配与已解放之穑夫。受领土地者只有使用权，所掌握之地产不得买卖，也不能径自世袭，而且使用者不得径自挑选。这样一来，昔日穑夫无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8％。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持续第二天，据说有50多个工厂关闭，参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这时候杜马（Duma，是俄国的议会，经过窄狭的选举权产生，也只有有限的权力）正在集会，会员也发表指责政府的议论。
游行示威持续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发生冲突，数处有了零星的死伤。只是派往支援的军队始终拒绝向人民动武。在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营致电彼得格勒卫戍司令，称游行示威在与德奥决战期间绝不容许，又称“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动”。以后卫戍司令说他接着这电报别无话说，也只能命令军队向群众开火。
11日为星期日，游行继续举行，卫戍军队执行镇压，据一个参与其事的士兵称，兵士都希望部队临场，工人即时分散，纵是奉令开火，也只是对上空发射。但是军官上前即逼迫部队直射。也有军官自行操纵机关枪，当时工人死伤各约40人，游行的队伍被驱散。又因为杜马要求改组政府，设立“负责任之内阁”，沙皇当日接受首相建议，指令杜马即日停会。
当夜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开始哗变，他们杀死驱散军官，由推戴的军士指挥，迄至12日晨从一连到另一连，一团到另一团，士兵开始聚集于街头，将武器交与罢工的群众，又率领他们到兵工厂，取出步枪40000支，从此工人武装与哗变的士兵同流，他们占领重要的建筑，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马请示，要求活跃的议员领导。
杜马在这时候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卫戍部队也有16万人，虽无从分晓有多少人员积极参与政变，只是卫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队去弹压哗变的群众，不久这可靠的部队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统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军总署，自身难保，遑论发号施令、维持市内治安。沙皇则在500英里之外，杜马议长的告急电报被他搁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将武器施舍与人。无疑的卫戍部队早经左派分子感化，他们行动时唱马赛歌、张红旗。可是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杜马没有发动革命，而是“革命来临”到杜马跟前。于是议员决定不接受沙皇停会的指示，并且组织临时委员会，除了最右派议员拒绝参加，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不能参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当时对外宣布集会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维持各机构间之联系。
俄国此时最大之革命政党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简称SR）。社革过去主张土地国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主张以暗杀作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员增多，组织上缺乏以前的一贯性，也包括了不少温和派的民主运动者。二月革命时开始露锋芒的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隶社革，以后从这立场主持较温和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简称SD）为表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始终未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引起社会民主党员反省。俄国工业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够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胼手胝足之不继，又如何叫他们接受革命之重担？因此种种问题，社民党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Mensheviks）意译为“少数派”。他们虽奉马克思的思想为正宗，可是认为俄国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目前只能联络资产阶级，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论集会之自由，组织工会，推翻专制皇权，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这些宗旨，他们也乐于为之奔命。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以列宁为领导人物，他也认为俄国先应经过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但这所谓“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且列宁对革命党员的成分，更有他独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会上之先知先觉，舍己亡命，以革命为职业。所以其组织不能太广泛，而能够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阴谋越好”（列宁自己的字眼）的手段达成任务。二月革命初发生时，他们没有热烈投入，即至其他党派召开组织苏维埃的时候，他们也仍犹疑了几个小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变是工厂工人与士兵临时仓卒酿成，难免与他们的革命方针相违。孰料日后他们坐享其成，成为苏联唯一政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议改名共产党。
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简称Cadets）主张君主立宪，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产，也赞成言论集会之自由，此时担任了革命期间不少的任务。他们参加杜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为当日很多人以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麦克继承。
3月12日晚间已有两种革命体制出现：
首先工人及叛军蜂涌到杜马议事厅，要求议会领导，由左派议员接见，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为俄语“协会”之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曾一度出现，这次则包括兵工两个部门。当时最大顾虑为粮食问题，所以苏维埃之下设有粮食委员会。又怕反革命军进攻，所以也设军事委员会，此外再成立执行委员会。更有文告委员会担任新闻报道。虽说工厂军队派代表参加，主持各委员会的人物大致为有政党关系的军官、代表工人之律师、新闻从业员，有些尚是杜马议员。譬如前述的克伦斯基，此人还要在革命史内留名，过去他曾以律师身分代表工运，现任杜马议员，当场被推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仓卒成立时，旨在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其会址即在议会厅13号室，过去预算委员会集会之所。以后又几历沧桑，今日之苏维埃则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组织之骨干。
夜半时分，杜马的议员决定自行掌握政权。杜马议员前军事医学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 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过去为宪政民主党发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主张继续作战，不孚人望，此时与克伦斯基同为自杜马出面操纵群众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伦斯基则在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据说当工人士兵来杜马请示时，他曾指使后者夺取邮政电报局，占领火车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长。
最初这双重体制就已发生轩轾。苏维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场，主张推翻皇朝。杜马议员意见分歧，有些出面维持秩序，既想保持会议合法的立场，还怕尼古拉军事镇压成功，惩罚叛兵，对他们自己不利。苏维埃既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杜马也有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以后还是克伦斯基出力调停，将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合并，执行命令时以杜马的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但是3月14日革命军逐渐掌管全城，部队归顺更多，苏维埃通过全体大会，发布“通令第一号”，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各部队得听令于杜马之军事委员会，但以获得苏维埃之同意为限。又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虽说通令乃针对当日沙皇下令弹压游行而来，在军事组织上实为破天荒。一位参与革命的杜马议员事后说：“看着它的时候，我的血液变成了冷水，这是军队的终结。”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为叛乱可以用军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领为彼得格勒的“总裁”，抽调前方部队向首都集结。有些资料强调这将领与杜马的议员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资料则强调铁路工人将运兵的列车停压，破坏了戡乱的计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军队也有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总而言之，总裁始终没有履土于国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营的电令，终止一切军事计划。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
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
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历史有了更长的发展，我们可以离开政坛意识，站在纯技术之立场，将全局重新检讨。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详第五章）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我们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
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接收，旧的军队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乡。新组织的红军则在次年出现。所谓十月革命，当日流血不多，大规模的战事还待以后展开。以上事迹证实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击之前脱走，企图至前线纠集部队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个哥萨克骑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队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部队也被布尔什维克策反。自此克伦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终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开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创。“财政部”所有的1000万卢布，事实上是由革命者以枪杆劫持银行在金库里取出的，即时放在列宁的衣柜间中，但是11月7日无线电广播时，新政府仍称国体问题有待立宪会议解决，兹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战国讲和。土地问题则如前述，废止土地所有权，地产不得买卖，地主也无价偿，只有种地之人准许持有土地，一概不许雇人耕种。这是社会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农民协会之决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块的耕种，此时为迁就局势，而予以认可。实际上这也是让厌战的士兵解队回乡，任农民分割地产。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过去8个月临时政府之无效，乃因高层人物经常讨论方针与政策，抽象而不实际，下级的希望全未兑现。并且军队已无战斗能力，农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实。列宁此时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们如不大刀阔斧将旧账滥账痛快地报销作废，则无法展开新局面。
可是这是俄罗斯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历史无法因为革面洗心即可重来，很多背景因素无法避免。在中国抗战及革命之最高潮时，犹看到农民拖泥带水地耕田，学龄儿童用毛边纸一笔一画地习字。多少英雄人物抛头颅洒鲜血，仍无法革除社会上的习惯与传统。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国之辛亥革命费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来，推翻专制皇权，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国既为横跨欧亚，包含亿万生灵之泱泱大国，也绝不能因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国社会组织原则既已宣告全部作废，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战的条件下，也只有促成一个巨灵型政府之出现。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Sovnarcom）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改名共产党。从此以迄最近戈尔巴乔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开放（glasnost），仍表现着十月革命之尾声在70年后仍未完全结束。检讨此中事迹，似属本书题材之外。可是我们如不挂一漏万地作一段极简单的分析，则无法交代何以列宁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谓资本主义已至穷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冲突仍未获得定局。也只有在检阅这段史迹之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些名词在实践上的意义。
列宁的宪法会议于1918年初召开，选出的议员以反对党的为多，可是刚一开会，即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理由为宪法会议“掩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际上俄国此时尚谈不上代议政治，我们有民国初年的立宪与约法的经验，可以想见此中状况。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为与德奥缔和，只是不能战也不能和。德军就趁着这机会以大军压境，一路势如破竹。苏维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赔款，最后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约”。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放弃波兰及白俄罗斯，承认芬兰与乌克兰独立，事实上任之为德国的保护国。又割让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内有沙皇所辖人口的1／3，帝国所产铁80％、煤90％，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中所未有。事实上这时德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毁苏维埃政府，柏林则以为任之存在可使俄国力量衰弱，反为德国之福。因之布尔什维克才有喘息的机会。8个月之后，德国亦告垮台，和约无效。
俄国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国干涉。他们都以防备援俄军火落入德国手中为由，派兵占领重要港口。英国驻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陆海参威。美国和法国也步两国后尘，苏维埃政府已有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情势，随着内战也因之展开。
白军之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滨及顿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之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哥萨克并非人种的称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西伯利亚。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约35000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以后更陆续招引其他反共部队加入。其他两个白军次要地区为白海沿岸，英军占领之处，和西部迄波罗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区域之外，东南西三方面的白军防线可以连成一线，红军始终采取中央作战的方式。
苏维埃政府虽系一党专政，最初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内战期间，后者在白军防线内组织反共政府，自是苏维埃政府除容许极少数他党人士公开只有宣传性质之活动外，实际已封禁其他党派。
红军最初由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家之一）部队为核心组成。当日托洛茨基将各种败将残兵收编并合，使之成为劲旅，也可以说整个红军出于他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说及尼古拉二世迄克伦斯基主政的几个月，人人厌战，布尔什维克更积极从事各种反战宣传，又签订对德和约，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边疆的军人勇于内战，初看甚为矛盾。这当中有好几个被忽略的因素。
红军的组成及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出于被动，最初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军队里的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调遣而无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指导员下部队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又无其他技艺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8000前朝的军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两年内战期间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间内红军也征用沙皇军队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内中朱可夫（Geor-gi
Zhukov）即由此出头而在二次大战中因战功而升元帅。至于列兵，当初也纯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员，此时重新招募仅5％或甚至只3％的人数，当然不至过于困难。征兵开始于1918年5月，当中也有无数反抗叛变逃亡及归顺于白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红军是一只漏水之篮筐。可是1918年初部队刚成立时，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总数仍不过50万至70万之间。内战结束前夕，据称总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较，白军因所在地区供应困难，行李辎重特多，战斗兵员总数始终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战期间，沙皇曾供应900万人以上的军需，内战期间工厂矿场大致都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手中，因之供应问题更今非昔比。帝俄时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枪1100万支、机关枪76000挺、野炮17000门。据估计当中5％至10％流入苏维埃政府手中。白军所在区域一般无军需工业，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结局有如今日很多类似场合下的情形。供给者埋怨资财白耗；受者谓言辞上的慷慨多于实际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战场，英国称曾供给白军步枪198000支、机关枪6200挺、野炮1100余门、战车60辆、飞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装。而实际上除了战车飞机由英军驾驶外，其他供应一来太迟，也未及时教导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军，“只有心理功效”。
内战的作战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骑兵较炮兵重要，双方火力低，部队流动性大，因之逃兵多，较第一次大战之死伤率低。又因是本国作战，引起后方无数非正规行动。一般白军素质较高，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当日之观念，以为苏维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压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闻风瓦解。其实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罗斯腹心地带，地广人多，战线暂时后撤，无关大局，只要保障内部不生问题，终可以一再突破难关。反面则白军各路战线相去太远，无法协同动作。同盟军虽干预战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国着眼于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虽援助白军，而无意使俄方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一个强大的俄国出现，足以牵制德国。日本觊觎东亚领土，美国旨在监视日本。是以列强既无共通的作战目的，也难发生干预的实际功效。
布尔什维克之反战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约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粮已逐渐引起反感。可是红军方面如是，白军亦无更好的对策。而且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除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缺乏鲜明的政治目标，更没有有力的领导人物。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专家承认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但俄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兹后成了苏共之传统，这一点下节还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军之进展达到最高潮。此后红军的攻势开始展开，白军一蹶不振，最高指挥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迹海外。除了俄军在1920年春夏与波兰军在国界一度作拉锯战外，内战已至尾声。1920年年底，扫荡战结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额手称庆，全国底定。
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体会到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产生，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体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现代的代议政治，代之以一党专政。然则这一党专政的模型与尺度全无着落。列宁于1918年初迁居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不可能有明确合理的蓝图，预筹日后的局面；多方面还是东扯西凑，因时就势。而且严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经营，还是承袭上述7年的战时体制。否则今日70年后的改组开放就无法自圆其说。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共产代表大会宣布“新经济政策”（NEP），此时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称这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
Capitalism）。新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将农业生产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交由私人经营。大规模工业、运输事业及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风前教导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他说：“我们在集体农场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农场不是今日之决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指斥斯大林为人粗暴，集权于一身，应当迫使去职。这些证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违。
其实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继承人。据称列宁曾说：“他（斯大林）抄袭了我的毛病。”举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为，如特务政治，残杀政治犯，和敌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独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讲明，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前之一个“转变阶段”，需要“很多年”、“很长久”，可是始终没有标明确切时间。况且他又鼓吹“社会主义不复为一个遥远时间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能在八个月内完成其在历史上的任务（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八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有时将历史的发展作“望远镜的缩短”），则一个转变阶段经过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过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弃国际共产的重点，提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专家细读列宁的文件，则觉得这种趋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过在局势明朗后，确切的付诸实施而已。
还有一个在以上理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则是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一位哈佛大学的专家曾说：
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过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权力，还是要经过内战，才有效地下达于各村镇。只有争取粮食、抽派兵丁，乡村的人口才切实地感觉到苏维埃政权力量之所在。“军队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们进出于出产食品丰富之边区时，自身之作为。”恐怖政策无疑的使人们对苏维埃印象更为深刻。1919年苏维埃政府设立了7500个集中营，另有21700所监狱。经过内战，各地方下层苏维埃的权力，由集议政体的单位移到行政单位，而且渐与上层的机构结成一个行政网，失去过去独立自主的性格，这种发展务必要和十月革命时全部纪律消散的情形比较，才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松紧政策中制造日后苏联体制的经过。哥萨克区域及其享有特权的事实，已历几个世纪，经过内战，终告解散取消。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心腹地带，也正是“大俄罗斯”（Great
Russia）所辖区域。主要的会战既有下落，其他边区远处少数民族的地区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谓自决，也只不过是口头禅，实际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辐射，红军成为各地组织苏维埃的主宰。
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6000万人民。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国民智未开，人民浑浑噩噩。农民以分得地主的几亩田为满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让他们各行所是，他们也未必衷心于工会运动，只要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即已达到目的，不会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产党员，眼光远大，又不计较本身利害，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不致陷革命于沼泽（列宁实际使用marsh这个字）。本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治下人民只顾目下利害，无长远打算，已经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优越感。这种情况也有似卢梭（Rousseau）所说，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中发现。这些旁证说法，可以解释列宁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分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这些说法都不曾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书中说起国家最高主权人有权宣战讲和，只有他（他们）明了怎样才符合公众利益。所以谁是友国、谁是敌国、军队如何编组、如何补给，全由国家最高主权人决定。这种说法施用于20世纪，可以推而广之，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来一切作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摆脱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认为国家主权人不可能做坏事，前已言之（见第五章，他唯一失职之处，乃是不能保护人民）。《巨灵》曾说起：“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下属，下属的人也不当指斥他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在此我们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时候将他笔下的国家最高主权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笔下之职业的革命家，说成一个一尘不染的透明体。他（他们）都只照顾公众之利害，没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国在20世纪初期和英国在17世纪中期一样，高层的高尚理想无法灌输到下层社会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务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见相似。《巨灵》里有言，最高主权人以赏罚作为推进政策的工具，可以执行体罚，可以在现行成文法不及之处施恩处刑，由他自订办法。这种说法与英国传统里“内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的观念也不相违。所以当列宁等人尚为“巨灵”的时候，倒也与中国更换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风可以上溯韩非与李斯。
可是苏联之体制及其登场，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书之要点，至此而止。霍布斯认为人之富贵贫贱由于天命，所以有赞助资本主义的趋向。他虽接近无神论，仍主张以基督教为国家笼络人心的工具。列宁是共产党，他对国家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企望认识苏联的现代性格时，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筹谋时，还是先看清凯恩斯男爵的一段说明为宜。
斯大林这个“现象”，曾给历史家不少麻烦。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结的方式夺权，放逐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已使经济复苏，他反其道而行，强迫将民间田地归并为集体农场，无数富农（Kulaks）被枪杀，家属被放逐。有些村庄内15％的农民被称为富农。村民因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物，宰杀牲口，捣毁农具。1928年苏联原有马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体农场之改组于该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高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精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高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部12人均处死。至于中级人物、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口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进占莱茵。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感。这种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种现象，不为之感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身关系。作者指出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点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体，它既为巨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身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干涉，和三年内战的集体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头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点出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强迫构成集体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露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物资援德，将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水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柱，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出。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含一种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头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性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种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出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配原料、厘定价格、管制交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干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干预愈深，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具，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体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出现为一种专制独裁的体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种干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体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器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部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种种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干经济措施亦包含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身开支外，又用分配资源、调整货币、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物力在它领导下，以量入为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交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种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点，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管制力量凝合为一，管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配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强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种制度，俄国人民付出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户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体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食，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种了解。苏联的体制，由战时处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高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种体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口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深，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花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高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种过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露。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宫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体制的时候，包含着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体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粗线条的结构。其重点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巴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根据他本身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器、交通工具、道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实在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参加集体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道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物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出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处花，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根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强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道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进，可是这样的改进有周期性，不久，功效达到某种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交集体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出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体制有关。
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如政治上中央集权过甚，缺乏民主精神（苏联学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产者和经理者缺乏适当的鼓励，头重脚轻，积刁难改，官僚营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儿为例），早已经常被提及，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批评一般俄国人只畏强权，不顾法律。其指责既如是层出不穷，则后面必有技术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综结乃由于私人财产权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装饰门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强权。
本书无意以“褒贬”亦即以道德上的名义互相标榜。况且中国传统的朝代，向来为官僚主义之渊薮，我们即要攻击官僚主义，也无需顾左右而言他。研究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历史上和非人身关系上的动机旨在将俄国现代化，与各国之维新与所谓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无异。这种组织与运动纯靠将低层机构里各种因素，造成一种统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于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才能与工商业交流，然后全国的经济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盘使用。列宁与斯大林并未全部违背这些原则，否则他们无从使俄国除旧布新抵抗强敌，获得英美支持。但是他们以战时动员之作风所定互相交换的方针，以大单位在短期间对国家之贡献为准则，不以个人的私人财产，包括其劳动力之价值为依归，沿用至今，工资与价格全由官僚按他们的业务方便决定，无需通过内在的公平。况且“民主集中”，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权，缺乏民主，无适当之鼓励，头重脚轻、积习难移、营私舞弊，虽说变态多端，而其后面的总原因无法脱离由官方指派之交换方式，这种交换方式限制了生产，因为工资抵不过农工所付出的劳力，所以劳动者只有越做越穷，于是索性不做。俄国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能作最高度的发挥，肇因于此。
以上苏联体制，在学理上无法被承认为实施共产主义，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需附带加入保留的条件。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卡尔教授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因其能导致全部人民就业，即符合此种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财产权，包括工人劳动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谓已实行社会主义，也容易产生误会。本书成稿之日，适值报载苏共中央委员会接受戈尔巴乔夫方案，准许农民获得私有土地使用权，延长其使用时间，并可以世袭。而且计划中其他改革将容许农民组织小规模农场独立经营，自行发卖其产品，至此也算逐渐走上确定私人财产权之初步。我们与其说苏联之改组与开放为成熟之社会主义，不如说他是将战时体制改为平时体制，开始正规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同样承认各人之劳力为其最基本的人身财产，详第五章。要是连这样的财产权也缺乏保障，我们无法称之为何种主义，只好视其为战时体制）。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旧型农业管制之方式进为新型商业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如以暴力主持，仓卒为之，必更增加当中的苦难，只有使人民更为遭殃。无论苏联今后的出处如何，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组织的变态和一种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道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部本书篇幅的巨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交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高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种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春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子：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种种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交流，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强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去。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
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
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侘胄的政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之外，又要对付中亚腹地和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以保全一个中国式“天子”的职位。他一方面确有将属下人民予以“超国籍”（super-national）处置的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上存在各项对人种的歧视。他的财政税收也缺之系统，尤以南北之不同最为显著，如《元史·食贷志》所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缺乏对国事的全盘决策，可以视作元朝虽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统一中国，才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朱元璋自己是贫农出身，他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他又实行恐怖政治，打击高级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本位。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可以抄呈“御览”。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全国军民不许泛海。政府官员的薪给极尽刻薄，一部分吏员的征派是采无给制。其他衙门里的斗级皂隶，在王安石时即已以钱代役，这时又恢复由民间差派。军队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纸张，也无偿地由农村各单位供应。全国的赋税因之大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来愈多名目繁复的无代价劳役，原则上是由较富裕的家户轮流承担。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员不由一般民间差派，政府另组“卫所”，下级有“军户”，亦即世袭不纳税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户口。朱元璋又手订永不征伐的国家15个，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鲜、安南。对外贸易则全部以进贡的名目，由礼部掌管。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节俭。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视为他对宋朝失败的一种反动。他训谕户部官员时特别强调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谕”概述：“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仅是以上的举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个人之作风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体制。在他规划之下，明政府又减轻本身所应管辖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如各省剩余之食粮应配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食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物交纳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道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戴，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强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体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身，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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