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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１９６２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
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
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５０年代以来 ，这很难算是学
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
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
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
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
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
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
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
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
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
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
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其引人兴
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８０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
调查，有５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
作品，也只有１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
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
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
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
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
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
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
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
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
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
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
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
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
观众，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那就要请作者反思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
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８０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国的
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
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空疏学
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
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８０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
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
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
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３
０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
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
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
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
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对《万历十五年》置
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和７
０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
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
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
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
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
滞后民众的需示，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
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
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
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
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
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
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
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
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样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津；鼓励、
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
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
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
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
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
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
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
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会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
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
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
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
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
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
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９０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
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
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
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
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
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
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
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
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
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
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
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
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这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
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８０年代初未能践约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１
８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
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
务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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