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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张彭春从清华大学又回到南开中学来了。他一面在南开大学兼课，一面做中学的代理主任。张彭春这次回来，不但导致了南开新剧运动的再次振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曹禺未来的命运。 一个人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偶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一本书，一个事件，一次机遇，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往往导致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奇妙变化，突然转折，导致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有时使人回忆起来，未免感到惊讶，感到奇妙。但是，人生就存在着这样的偶然的组合和碰击。如果说，张彭春没有重返南开，曹禺的命运又该是怎样的呢？ 现在，戏剧界的人，早就把张彭春遗忘了。但他是不该被人们忘却的。不懂得张彭春，也就很难懂得曹禺。 曹禺对这位老师是铭记在心的。当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这是曹禺发自肺腑的声音，的确是张彭春先生把他引向话剧创作的道路的。 他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在这次排练中，他就为老师严格而民主的导演作风而折服了。在确定剧目、分配角色之后，张彭春对演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要弄清剧本的企图、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等。他自己讲解，也发动演员讨论，一旦统一起来，就得严格按照这种理解去排练，一丝不苟，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当时一位观看张彭春排戏的学生回忆说：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还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戏时可以即兴表演，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我就想，看来张彭春是另有所师的。①这是著名电影演员金焰的回忆。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鲁靭（吴博）是这样回忆的：我上初中时看过曹禺演的《压迫》，演得不错，但多少还有些业余的味道。后来看到他演的《娜拉》就演得十分绝妙了。这不能不谈到张彭春，他在外国看了那么多戏，显然受欧美小剧场运动的影响。他在美国接受这些影响，回到南开搞实验，已经不是《一元钱》那样的新剧了，而是正规的话剧了。张彭春排戏是很讲艺术民主的，他那一套又是很严格的，正规的。先要分析剧本，剧本的主题、角色的体现，让大家来讨论。他们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经过争论，导演吸收大家的意见，或是大家接受了导演的意见。那是很浓厚的艺术追求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① 曹禺参加过《少奶奶的扇子》的排演，也有不少收获；但这次在张彭春指导下排戏就大不相同了。张彭春执导甚严，精雕细刻，犹如上课一样，每次排戏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既是演技的训练，又是艺术的熏陶和享受。学生在发现着老师，老师也在发现着学生。经过这次排练演出，张彭春把曹禺的演剧天才发现了。 如果单从外貌来看，说曹禺具有表演天才，那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他个子长得不高，而且平时不爱讲话，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可是一旦他在舞台上表演起来，他却总是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对角色有很好的把握。张彭春从排戏中，发现了曹禺富有魅力的表演天赋，清秀的面庞，格外明亮的一双眼睛，流盼之间透露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他的嗓音深厚甜润，念起台词来很有韵味。还有伉鼐如、吕仰平、张平群这些老师，都喜欢上这个沉默寡言，但又有戏剧才能的小伙子。当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时，便挑中曹禺来担任女主角。这是对他的莫大信赖，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既十分高兴，又有些担心。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认真，费时两三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①张彭春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是经过深思熟虑，做了认真准备的。虽然易卜生的剧作早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就介绍进来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易卜生的戏却很少在舞台上演出过，能否取得成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清楚知道，１９２１年，汪仲贤、夏月润、夏月珊等人把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搬上舞台，花了那么多精力，投入不少钱，演出后却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一次热闹的讨论。演外国剧，使人望而生畏。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是因为他作了改编。因此，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首先向全体演职员讲解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把特制的易卜生的著作年表挂在黑板上，由《勃兰特》讲起，直到易卜生的晚年剧作，听讲的人挤满了教室，还有来自大学部和中学部的教职员，曹禺回忆说：“彭春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对大家说，这次排演，非同小可。要成功，必须下苦功夫，从剧本的题旨、人物、表演到舞台布置，都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容稍懈。他讲话时那种严肃的神情，至今我还不能忘记。”②家宝是第一次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又是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而且是扮演女主角，他把全身心都投入角色创造中去了。 《国民公敌》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气势逼人。复杂而生动的剧情，具有英雄气概的斯托克芒的形象，雄辩而饱含哲理性的语言、高度的戏剧技巧，这些都使曹禺感到别开生面。 他那热性方刚的气质和性格，便很容易地引起了共鸣。斯托克芒医生，性格纯真开朗，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具有一种为其相信的真理而进行斗争的坚毅不拔的精神。他发现浴场是一个瘟疫流行的场所，就想把这个发现通知市民。因此，引起市长、哥哥、岳父的反对。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群众也起来反对他，甚至在投票表决中，把斯托克芒称为“国民公敌”。但斯托克芒面对多数人的攻击，却宣言：“坚实的多数从来是错误的”。“国民公敌”的骂声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把石头投进他的住宅，浴场的公职被撤掉，女儿裴特拉的教师职务被解除，两个儿子也被学校开除，这一切打击都不能使他屈服，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虽然十分孤立，他却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斯托克芒这种“独战多数”的勇气，对真理的坚信，给曹禺以深深的感动。裴特拉也像她的父亲一样坚持真理，她认定父亲是会赢得胜利的。曹禺很喜欢裴特拉的形象。易卜生的剧本，为曹禺打开一个充满生气的世界，他第一次接触这样深刻而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剧，就被它吸引了。 如果说，曹禺过去还不甚了解戏剧的社会意义，而在《国民公敌》的排练过程中却体验到了。 正像每次排练一样，在紧张地排演后，就是盼着演出的日子。但是这次却遇到了麻烦。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就要来临，《国民公敌》就要在校庆纪念日演出了。可是，突然校方下达了紧急通知：“此剧禁演”。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每个演员都惊呆了。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据陆善忱说：“彼时津市军政当局憎恶其名，疑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竟于将行公演之前夕，函知学校不准公演。当时因处于军阀淫威之下，未能申辩，只得忍气吞声停止公演。”①这次禁演事件，对曹禺影响很深。正如斯托克芒触犯了工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攻击一样，《国民公敌》的演出也触犯了军阀当局。原来戏剧是如此紧密地同现实联结在一起，演戏也并非是十分好玩的事情。曹禺后来回忆说：“天津的军阀褚玉璞，以为有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是‘革命’的敌人，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勒令师生们停演。”这些军阀是这样的无知愚蠢，昏庸反动，以致使曹禺回忆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便愤慨地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的气力！”② １９２８年，迎来了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张彭春决心把《国民公敌》搬上舞台。为了避开军阀当局的审查刁难，他们把《国民公敌》改名为《刚愎的医生》公开上演。此剧演出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曹禺所扮演的裴特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连演二天，每次皆系满座；实地排演时，会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①多少年后，张彭春提到此剧的演出，还对曹禺和张平群非常怀念，赞美之词不绝于口。 在这次演出中，曹禺对张彭春的戏剧艺术修养，他的渊博的知识，他的严谨而科学的作风，他的导演方法，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先验的框子，一经老师指点，他的表演才能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他步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在排练演出中，彭春先生越来越喜欢曹禺，当曹禺表演得十分出色时，他就情不自禁跑过去拥抱他。就这样，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便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禺对张彭春老师的艺术思想的了解更多了，终于发现老师热衷于戏剧不但是严肃的，是为了推进新剧事业的发展；而且也还在于借演剧而实施艺术教育，以为学校应当倡导艺术的生活。１９２８年３月，春季开学之后，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里听张彭春主讲。他身材高大，较之张伯苓瘦些却更具丰采，穿一身西服，很有气派。他说：“我们应当倡导三种生活，一是艺术的生活，二是野外的生活，三是团体的生活。”特别是他讲到艺术的生活时，曹禺听得极为入神。张彭春说：“伟大的热情，精密的构造，和静淡的律动，这三个艺术的要素，前面说过，和我们的生命极深处是接近的。凡是伟大的人，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第二要有精细深微的思想力；第三要有冲淡旷远的胸襟。要得到这些美德，不可不管艺术的生活。”张彭春讲到艺术创作的时候，颇有哲学的意味，他是这样讲的：“不论多么热烈的情感，只要用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为艺术品的，它的律动总是静的、淡的。凡是伟大的作品，全是在非常热烈的情感中，含着非常静淡的有节奏的律动。把无限的热情，表现在有限制的形式中，加以凝炼、净化，然后成为艺术品。这就是艺术作者的牺牲。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者在此。”当时，曹禺似乎还不能全然领会老师所讲的东西，但似乎从中隐隐感到了艺术的奥秘。张彭春的艺术见解，自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的影响，但是，他对艺术中某些相辅相成的因素，却有着敏锐而深入的感受。在导演中，他很精于此道，善于处理热烈和静淡、虚实隐显的关系。看过他导演戏的人都说，他具有很强的艺术分寸感。这次讲话，既体现他的艺术见解，也体现着他的教育主张。显然，他在公开申明他的办学方针，实际上，在艺术教育上，他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曹禺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演剧的机会。那时，南开中学演剧成风，即使一个班级开个游艺会也要演戏。据１９２８年５月出版的《南开双周》报导，不到一个月，有三个班级便演出了《多计的仆人》、《咖啡店之一夜》，《瞎了一只眼》、《换个丈夫吧》等。１９２８年４月，高三文科的政治学班模仿议会开会，会后演出未来派的剧本《换个丈夫吧》，曹禺便参加了演出。未来派的戏剧，是戏剧翻译家、理论家宋春舫首先译介过来的，国内很少有人演出。宋春舫介绍时，也是不赞成未来派的，不过供别人参考罢了。但是，曹禺还是把它演出了。 这出戏的剧情有些滑稽味道：说的是一个叫鲁雀的人死了，妻子又找了一个丈夫。可是她不满意这个丈夫，总是思念着鲁雀。这个新丈夫不满意她，便赌气说：“我望他活转来，把你带去。”不料，鲁雀竟真的活转过来了，这使妻子和这位新丈夫都异常惊讶。但怎样解决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妻子发现她自己既思念鲁雀又爱着新的丈夫，于是便决定，让这两个丈夫轮流死去，然后再活转过来同她一起生活。的确，这个戏是很滑稽的，死了的人怎么能活转来呢？即使活了过来，哪里还能再叫别人去死呢？妻子被人占去不算，还要自己一步一步爬进棺材里去，这是很难办到的。正如译者所说：“未来派的剧曲，完全是一种‘没理由’的滑稽剧。”“据未来派的意思，全世界无非是一个大游戏场罢了！无论怎样严重悲惨的事，他们看起来，总是一种供人玩笑的好题目。”①这出戏由曹禺、江樵和陆以洪表演，曹禺扮演妻子，演出效果“诙谐绝伦”，②逗得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为曹禺带来莫大声誉的演出，大概要数《娜拉》一剧了。他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女主角娜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主角。张彭春继《国民公敌》之后，又把《娜拉》搬上舞台，显出他对易卜生戏剧的浓烈兴趣。洪深曾说过，“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曾面临着五种困难：“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没有金钱，没有剧场，没有观众”。③但是，张彭春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五大难题，都由别人或者由他自己解决了。其中演员一项，经过他的刻苦训练，几次演出，已经锻炼出一支演员队伍，像曹禺就在两三年内成为新剧团的顶梁柱。 张彭春早就心有成竹了，他觉得家宝完全可以挑起大梁，便断然把他推上台去。《娜拉》并不好演，它没有特别诱人的故事和热闹的场面，演员不多，很容易演冷了场。但是，他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让演员在舞台上生活，而不是做戏，让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到的是人物的真情实感，那就可以把观众牢牢抓住。 《娜拉》，也称《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剧作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剧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这个剧本介绍进来时，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到曹禺这次演出前，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团公演过。严格的三一律，简短而又急速开展的戏剧冲突，充分体现出高度精湛的技巧，它那妇女解放的主题曾扣击着千百万人的心弦。著名挪威评论家艾尔瑟·赫斯特曾这样说过：“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玩偶之家》很特殊的是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剧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迸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拉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①１８岁的曹禺，而且是男扮女角，在这次“检验”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展现了他那天才的演技。 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中，观众挤得满满的，由于《国民公敌》的成功，观众对剧团、对导演、对演员充满着高度的信任感。因此，观看演出的，不但有学校的师生，有的家属都闻讯而来了。也许是曹禺在自己家里就受够了那种抑压的气氛，因而，对娜拉那种不断增强的专制压抑，有着亲身的体验，帮助他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他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他动作的节奏、幅度，在舞台上成了为角色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动。他的朗诵也是杰出的，他曾下过苦功进行台词训练，爱伦·特蕾的台词唱片，他反复聆听过，潜心领会过，如今，在舞台上娴熟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他的声音，具有一种魅力。他的表演使观众倾倒了。演出后校刊报道说，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７日晚间，“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ＡＤｏｌｌ′ｓＨｏｕｓｅ），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①。鲁靭是这样回忆《娜拉》演出的：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别人没有看过他的演出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到现在，这样好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他把娜拉和海拉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像伉鼐如、张平群都是大学教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现在哪里去找。张平群是德国留学生，娶了个德国老婆，但这个德国老婆走了，正是那个时候，他是有那种感情体验的。曹禺也是很有修养的。那时，他演戏是用全部身心来演的，他不是职业化的演员，他不会那套形式，但凭全身心来演，就更加格外真实感人。①由于这些演出，曹禺深得师生喜爱，人们都亲昵地把他称作“咱们的家宝”。而曹禺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等人被天津市的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曹禺回顾《娜拉》的演出时说：“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公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拉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②对于曹禺来说，他十分留恋这段戏剧生活，他感谢南开新剧团，感激张彭春老师启迪了他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使他得以深入戏剧堂奥之中： 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②当然，并不是每个剧作家都要走曹禺这样的道路；但是，他走的却是一些伟大剧作家走过的路。莎士比亚、莫里哀都曾有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而曹禺，正是在这样的演戏生活中通向他自己的戏剧创作道路的，可以说是一条最好的达到成功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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