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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甲１２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里，读那些“之乎者也”的老书，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添甲１０岁那年，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读的是《泰西三十轶事》之类的课本。添甲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添甲非常高兴，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穿着整洁的学生服，每天到学堂去念书，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２０年代初，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添甲在读家塾时，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加上他又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级。他考的成绩不错，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兴奋。他不知中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车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该叫学名万家宝。海河洒满了阳光，波光粼粼，家宝满心欢欣。不到８点钟便来到学校。 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当家宝跨进校门，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都管它叫“东楼”。他走进东楼，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时，他赶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他在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他随便惯了。夏天，他经常光着上身，他怕热，家里人总说，“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体面”。他才不管这些呢！但刚进学校门，就看到这些规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紧接着又读下去：“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忽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读过这些镜箴，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是两样了，这里规矩太多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高亢整齐的歌声，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礼堂里鸦雀无声。司仪宣布：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高大的身躯，挺着腰板，步伐矫健，气宇轩昂，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陡然间，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位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声音宏亮，讲话时挥动着手臂，显得果断有力，充满信心。据说，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尽管如此，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爱听校长的训话。家宝对校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他时常是这样的，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张校长的讲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特别是讲到“公允公能”的校训。张伯苓校长说：“公允公能者，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服务之能力。”后来，家宝经常听校长讲，就记在心里了。 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 张伯苓（１８９６—１９５１），名寿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１８９１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梦想习武救国。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丧权辱国，订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张伯苓大为震惊。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不通。于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开民智”的主张，以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材”。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１９０４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１９１７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２０年代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１３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坤、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但，他却在１９２３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 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１９２４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文思独特，绽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他曾说：我１３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Ｑ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③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 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１９２６年，家宝才１６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１９２６年９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②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③《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出版的《玄背》第６期上，到第１０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Ｂ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执着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有１６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之后，接到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１０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②由此可看见这些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当然，也有家宝在内。而郁达夫的信，无疑给了家宝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对《玄背》给予积极评价的话，一再称之为“清新”的印象，也给家宝等以安慰，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③我们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玄背》中的一员，却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很真切的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原野〉的演出》，①似乎他对《原野》有着特殊兴趣，他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②由此，也可见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明白地告诉我们，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为他的引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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